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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上)
                              ——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
华生
提要:

建国伊始,中央提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矛盾,但为实现这个工业化目标而采取的“三改造”后来被证明是一条太大的弯路。1957年大跃进的经济冒险失败导致主要矛盾被修改,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政治折腾。

30多年前打开国门后的巨大落差,使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识。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成为阻碍这个转型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地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政府和市场的合力造就了30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动力都在明显衰竭。面对外部摩擦与资源依赖、内部有效需要不足,以及城市化速度很快,质量很差,中国社会从二元转为特殊的三元,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成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中国正从经济改革转入社会改革的时代。与经济改革以经济自由为旗帜不同,社会改革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旗帜。在社会改革阶段,中国不是要加速而是要夯实城市化,完成新城市建设,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税收体系的改革和社会事业领域向公众开放的改革。通过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接力交替,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完成现代化转型。

   恰好在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这列高速运行的火车,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后危机时代外部摩擦加剧、内部需求与资源约束的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还能持续,已经名符其实聚焦了世界的关注。况且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类似,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越三、四千美元之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人们相互牵制乃至冲突的要求开始集中涌现。因此,中国是能智慧与平稳地在本世纪中叶完成自己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还是会象很多进入这个阶段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临门一脚时落入“发展的陷井”?这显然是中国人在本世纪要面对的主要挑战。在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回顾过去6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演变,认识当今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寻找和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显得尤为重要。
建国头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应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按照当时传统的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农业约占70%,工业占30%,按照增加值计算,工业的份额则要更低得多。即使经过建国后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到1952年末,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也只占GDP的20%,而职工就业人数仅占总劳动人口的7.4%。因此,195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当时设想是三个五年计划,约15年),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一化三改造”,既给出了目标,也指明了途径。结果,从1953年的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开始,三大改造进展神速。以至到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主席已经可以宣布,我们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现在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他在致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的目标。据此,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回过来看,这个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与胜利了的党和人民都急切企盼建立先进工业国目标之间的距离和反差,确实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心态和愿望。

遗憾的是,后来人们才逐步认识到,尽管建国初期确定的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冷战对立环境下,其选择的道路和途径被证明是一个太大的弯路。因为为了“一化”而实行的“三改造”,实际上抛弃了建国的“共同纲领”确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使中国经济套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笼子,经济生活逐步失去了动力和活力,走向封闭和僵化。国家工业化也走向了牺牲农业、掠夺农民从而使工业化失去长期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畸形道路。

但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进一步助长了高层的乐观情绪。在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矛盾的假设下,以“最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生产力”成为时代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1958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浮夸和强制人们吃公共大食堂的人民公社,并没有实现“超英赶美”,让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是不能不付出惨痛的代价。这种情况反映,即使是确立了正确的目标,抓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错误的途径和疯狂的引擎同样也会导致经济生活出轨的灾难,结果反而是揠苗助长,欲速而不达。

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及其随后的三年调整,虽然宣告了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折腾的终结。但毛泽东其后对经济目标的放弃或淡化,转而追求同样甚至更加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导致了危害更大的政治折腾。大致从建国的第二个15年开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修订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此,促生产只是成为抓革命的一个辅助结果。经济上的挫折和政治上的转向,使得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人虽然历尽艰难困苦,建设起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框架体系,并在若干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但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在整体上远未可及。到1978年底,尽管多少借助于农产品的计划低价,工业增加值已经显著超过农业,但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至少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在显著拉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演变
   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面对开启国门后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巨大差距,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自然成为全党和全国上下的共同诉求。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桎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改革思想的萌动不能不面对着僵硬的现实:除了为应对1960年代的饥荒而被迫保留下来的一点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之外,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几乎取消了人们全部的经济自由。这使得任何谋求中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努力都举步为艰。因此,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缺乏生机的单一公有制其实质是政府包揽一切的统制社会与现代化转型的冲突,就成为新中国第二个30年开启的时候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幸运地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剧烈变化的考验。邓小平坚持以改革开放的旗帜,既反左又反右,其实质是要在有效使用强大既得政治资源和维持社会组织框架稳定和连续的条件下,全面去除走极端的泛意识形态化,拒绝照搬任何理论和别人的模式,以确保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因为邓小平确信,要发展要富裕是这个历史阶段上中国绝大多数人最急迫的真实需要,不能让少数人的价值偏好和极端诉求挟持改革的航向。不难理解,这个看似多少实用主义的路线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两极的责疑、批评和冲击,但最终却使中国人走出了近代以来现代化努力和民族的集体行动最成功的实践。其奥妙就在于,改革开放的道路正确的回应了时代的挑战,抓住了破解阻碍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枢纽和途径。以开放为例,中国立足于承认自己严重贫困落后的现实,实行大胆的同时又是分梯度的对外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性。裹持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外国资本进入了国有制从来天然垄断的国民经济众多重要领域,不仅开创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竞争的局面,还带来了资本市场不可思议的发展与繁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信息、技术、管理与经验、资本与人力资源全面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在短短三十年中,奇迹般地缩小了与发达世界的鸿沟。中国从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落后者、后来者和原本时常被担心的经济危机和崩溃的诱发地,迅速成为即使是西方近代以来从来傲慢的霸主们再也不能忽视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相形之下,中国自己的体制改革则一直多少显得动作缓慢而且步履蹒跚。但尽管如此,甚或正因为如此,它平稳地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和成功。城镇居民和回城知青的就业压力催生了首批个体工商户的繁荣。农村变革的包田到户,发端了农民的种植养殖自由,乃至外出打工、经商办企业的经济自由。起初显得是渐进和妥协性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在改革的第一个15年尚未完结时就基本瓦解了原本包罗万象因而必然僵死落后的计划价格体制,使反映供求变化的价格信号成为调节绝大部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要杠杆。1990年代初允许民间办企业办公司的浪潮很快造成了公职人员下海经商和民间创业改制的热潮,公私资本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众多领域逐步形成。

甚至在中国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注定了的强势政府,由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促发展的国际竞争和地方竞争,其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样,改革开放在中国竟然不是瓦解政治权威和组织资源,而是形成了强势政府内部上下反馈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正是由于存在国家和市场同向推动的合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是破除计划经济与单一公有制这个发展主要障碍的灵丹妙药,中国才创造了30年持续不衰高增长的经济奇迹。

但是应看到,随着体制的转轨和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至少大致从新世纪以来,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使命并未完成,但其中的因素已经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以开放为例,打开国门所带来的震聋发溃效应早已衰退。中国人对发达世界的了解和理解,已经开始明显多于对方对我们的知晓。技术、管理和经济体制的差距都已经大大缩小。西方世界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和压力,技术封锁、经济壁垒和贸易摩擦都在加剧。因此,封闭已经不是经济发展受限的主要方面。对外开放的步伐能走多远更少再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而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和你来我往的博弈和算计。

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在整体上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体系。当然应当看到,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在若干重要领域并未完成。麻烦的是,这不少集中在能源公用类自然垄断或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这些大众及政治敏感的领域。这些领域哪些要推进和如何推行市场化改革,哪些不能或不宜简单市场化,早已不是改革初期的改革与反改革或保守之争,而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宏观经济社会的整体平稳,而不能再简单地以市场化为旗帜。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些领域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基本上是以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为主。在这些领域激进的私有化会使私人资本和家族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和社会事业领域,这必然会带来社会大众本身的分化和反弹以及造成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巨大动荡。显然,改革的取向和分野都已不再象初期那样单线条了。

因此,大致从改革开放30年的后期即本世纪初开始,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和单一公有制与现代化转型这一主要矛盾的地位就已经开始逐步发生微妙的变化。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另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与畸形商业化,国有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和公产改革中的流失瓜分与巧取豪夺,同时困扰着中国社会。庞大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尚未真正起步,就能预窥其中的复杂、阻力和不同人群的利益纠葛。社会财富是急剧增长了,但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似乎更快和更让人难以忍受。而持续高速增长后的环境、资源和健康的高昂代价,伴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急剧发展的权钱交易和腐败增长,使得改革的取向变得空前的扑溯迷离,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牵制和影响。这样,当几年前产权改革迅速横扫几乎全部中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廉价瓜分公产的盛宴开始向大中型企业漫延,从而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时,一些经济精英沿用改革初期的老思路,简单地把它总结为第三次改革与反改革的大论战,就与改革初期泾渭分明的分野不同,并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正面回应。而近年来决策思想开始向民生和公平的多少倾斜,尽管在各界精英队伍中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却赢得草根民众的自发拥戴。可见,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理论和实践都需要与时俱进。

今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从经济上看,中国下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是内部需求不足和外部资源依赖。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远超美、日等经济强国。同时,主要工业原料资源如石油、铁矿石、铝、铜、铬、钾对外依赖度均已攀升至50%-90%以上。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部需求急剧萎缩造成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已充分表现。中国对世界资源的巨大胃口也引起日益增大的焦虑和警惕。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份量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我们这样的大国再长期依靠外部需求和资源来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太现实与充满风险。而以政府的投资和财政货币扩张去拉动经济,可以应对一时的危机,显然并不可持续。实际上,在5年前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国家已经把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缩小贫富差距,改变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加以强调。那么,为什么在十一五进入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距离这个目标仍然至少和开始的时候一样遥远?搞清这个问题,对认识当前及今后长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和矛盾极有帮助。

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增长方式本身就是中国市场化导向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发展的制度框架、利益结构和路径依赖制约了人们想象或希望的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受限的空间中,经济改革的动力衰竭已不可逆转:价格已经基本上都市场化了,剩下少量水、电、气、热等能源公用事业价格的改革也箭在弦上,困难只在于人们不同利益诉求的平衡;国企国资体制是经济改革尚待突破的主要领域,但解决的路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寡头竞争的现代经济中,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国退民进可以让国有央企寡头消失,但并不能消灭寡头本身。代之以东方社会不可避免的私人和家族寡头除了会显著激化社会矛盾和大大增加官商勾结的级别和危险,在当今阶段上并看不出它能给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多少积极因素;即使是大家都同意的政府职能从经济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虽然肯定是整体改革的一个目标,但即便不考虑金融危机导致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再认识,在一个典型东亚类政府主导的发展起飞模式中,当经济还处于高速运转轨道时,中央政府的作用能否和怎样淡出,而左右着区域经济振兴格局的强势地方政府的角色能否和如何弱化,都还是并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因此任何要承担后果和责任的人,很难敢让牵引高速前进的列车引擎熄火。显然,在一个开放变为利益博弈、改革变为经济算计的新时代,我们需要跳出改革思维的习惯定式。

回顾历史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获得未来的启示。过去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广泛深刻的变化,就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变为一个由于其庞然体量而真正巨型的工业制造大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已下降到GDP的10%左右,制造业的GDP总量早已稳居世界第二,而且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崛起的世界工厂地位震撼和改变了全球生产、制造、运输和资源消耗的版图。相应的,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只有0.2左右上升到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的接近0.5,即从世界上最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最不平均的国家之列,不仅超过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显著超过了很多经济家族化的发展中国家。这在中国社会的主要资本存量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公有的情况下,本来是很难理解的。这除了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的失衡外,不能不归结为中国计划统制时代的最大社会遗产即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这个遗产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严重扭曲和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它以充沛的廉价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公开的身份歧视与权利剥夺推动了令人眩目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却使劳动分享的收入比例在总体上不断下降,以至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和配合。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不过是这种发展方式的自然结果。

这里要澄清的一个最大误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不是没有城市化,甚至也不是城市化速度太慢。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到2009年的46.6%,每年平均增加0.9%以上,而且1997年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开始加速,近12年来年平均增加1.33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前期的两倍左右。这个速度已经绝对不低于任何其它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即使按照年增加1%城市化率的速度,中国在5年内城市化率就超过50%,在30年即2040年之前就超过75%,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提前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绝对惊人的和震撼的速度与跨越。如果保持近年来的加速度,将意味着中国要在今后20年左右提前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这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和国人都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那也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因此,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如现在很多人一般呼吁的,要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或城镇化发展,因为能否加速发展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承载能力。我们的目的不是盲目地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因为搞得不好,就会出现如我们在有些地方已经看到的,变成“农民上楼致贫”、没有就业和生计的城市化,变成失地农民和被挤压的市民都不满意的“被城市化”,甚至变成明目张胆掠夺农民土地,体现政绩的样板城镇化,变成资源环境无法持续承载的城市化。我们必须牢记1958年的大跃进所揭示的深刻教训,正确的目标也需要正确的途径,否则仍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因此,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部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城市化速度太慢,而是质量太差、发展畸形。畸形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助推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其核心是中国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断了农民转为市民这个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进程。

从社会整体结构上看,主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几亿农民(外出打工约1.5亿人,在本地打工的约1亿人),不算家属已达2.5亿人,虽然就其职业来说已经完全成为产业或服务业的工人,在很多领域如建筑业、制造业、采掘业以及大部分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他们并没有自然转化为城镇市民,而成为特殊的农民工阶层。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直系亲属,超过了现在中国城镇全部户籍人口,但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又越来越退不回去的陷阱中。这个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障碍。不从这个主要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加剧、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的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给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这个中心谈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中国今天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由于我们特殊的转换模式,已经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中国特色的三元即三三制的结构: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户籍人口,三分之一的纯农村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直系亲属漂浮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天下大势之三分之一人口处境尴尬、进退两难,是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安的根源。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往哪里走,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格局。而迄今为止农民工家庭的情况基本是,人往城里走,房往乡下建,父母分居,子女留守,老辈种田。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民生福利的最大损失。

回到国内需求的角度,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贫富两极分化,大多数老百姓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这来自两大因素。其一,是因为劳动报酬在GDP中比例太低,其首要原因是随着农民工替代城市职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低收入低福利大大压低了劳动分享的GDP比例,再加上制度和政策对资本和财产收入的倾斜,从而显著增厚了企业与政府的分享比例。其二,是直接来自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大约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倍多到中国社科院估算的5倍多之间,与此相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3%。到2008年直线下降到仅为8.87%,这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的贫富差距从市场化改革后城乡分别上升到的0.3-0.35拉大到0.5左右,如果加上统计数据没有反映的部分则更高,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除个别小国外最悬殊的国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源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农产品的计划低价与强制征收,现在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各种农业补贴措施的出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有增无减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农业小块土地的非规模经营产出效益过低和国家财政的更大城市倾斜,另一方面来自城市对乡村在新形势下的双重掠夺:即农村地区微薄的财政和农户收入既要承担主要教育培训负担,为城市现代产业提供源源不断具有初中等教育水平的熟练工人,同时又要负责在城市掠夺性使用后的中老年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养老、医疗和安居等负担。

由于中国迄今为止的城市化进程排斥了已经卷入工业化的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就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那样一个城市化的正常道路,相反是随着城市的扩大和城市建设的升级美化,把众多在城市发展过程多年参与建设的外来人口不断从城中村、城郊村赶走的逆城市化过程。由于把进城农民驱赶出了自己的视野,城市化建设走上了围绕封闭的城市户籍人口自我循环和自我扩张升级的道路。大马路、大广场、大户型和大办公室迅速赶超人均收入是我们5倍、10倍以上较发达乃至最发达国家城市的水平。城市的规模像摊大饼一样一圈一圈的成倍扩张,但它们几乎完全不是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准备和兴建的,也绝不是农民能住得起的。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当然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加盟,但是这主要不是仅仅作为建设者和过客的农民,而是从中小城市再转移谋求更大发展的市民以及乡镇中首先富起来的企业主、官员和城市精英的亲属等社会阶层。由于外来落户的移民几乎只能用金钱打开城市本来封闭的大门,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奢华。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畸形发展开始不仅根本排斥农民的进入,并以其不断抬高的安居成本将被都市吸引的寻梦青年挤压到生存的边缘,进而威胁到自己那些收入不高的本地户籍居民。都市房价的飙升只不过是这种畸形城市化的一个标志和副产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媒体上很多人宣扬的相反,这与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化即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并不相干。

与城市的畸形发展相对应的,是农村发展的瓶颈和困境。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已经不属于传统的农业、农民、农村,他们早已离开农业,也已不再是农民,很多人尤其是第二代已经不可能再重返农村,但他们仍然被定格在农村,建房在农村,被称为农民工,占据着自己已经基本空闲半空闲的宅基地、住房和无力或不愿再耕种的土地,压缩着其他农民的生存空间。对青年农民既无系统培训又无社会保障的掠夺性使用,使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成为招手即可来、挥手必须走的临时工。中西部地区大多依然贫困落后的乡村,年复一年的培养和为城市输送熟练劳工,同时又在他们开始被城市抛弃时接纳他们,为他们提供最终的栖身之所。显然,在农村最好年华的劳动力都是候鸟的时候,新农村建设当然很难展开和取得真正的成效。

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而急剧放大的城乡两极分化(按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尽管中国沿海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进入发达水平,但中国乡村仍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加剧了规范或不规范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本身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形成了中国社会增大的撕裂,造成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和重复生产出无力与经济发展同步升级的低端劳动,从而形成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瓶颈。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发展方式也是以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当这种劳动资源由于掠夺性使用而提前枯竭时,我们看到这种发展方式也将被迫或快或慢的终结。因此,在进入21世纪上半叶的今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动力急剧衰减,而城乡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已经上升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要障碍的时候,改革和发展思维的重大调整和重新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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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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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积极推动者。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因与同伴首次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成名。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建立政资分离的国有出资人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国家按出资分享收益,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推动其后在全国的试点和国资局的设立。1998年2月,华生留学回国后率先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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