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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与学以成人

本文是我在北京大学世界伦理学中心儒商论坛2017讲话的整理稿。

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跨界的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想来可能因为我是经济学家,又几次给母校捐款,我大学同班同学樊和平教授大概以此推论我与儒商有关,故推荐我来做这个主旨演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讲好这个跨界的命题作文,但希望这可以多少有助于不同学科的沟通与对话。

讲儒商精神首先要问什么是儒商。一般人以为,知识分子下海就是儒商,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华人当中比如李嘉诚这样,原来就是在茶馆里面倒水的小工,但是以今天的修养和见识不能说他不是非常成功的儒商。儒家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论语说“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富而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又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顾天下”的名言。依此来看,所谓儒商,恐怕主要是指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怀的商人。

当然,这样来定义我估计经济学界的不少主流经济学家会不太赞同。因为依据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在市场经济当中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这样做最后比他有意为别人服务还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发展,这就是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据此,商人办公司经商赚钱,就肯定已经满足了他人需求,从而就是最大最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哪里还有什么区分儒商与否的必要?一些商人也会有异议:只要没有违法犯罪,赚到钱才是真本事和硬道理,赚钱还讲义与不义,那只是迂腐之言。

应当说,经济学家重视商业文明,重视市场经济,重视企业家,是非常有道理的。正是几百年来商业文明的发展改变了整个地球,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最能促进财富创造的经济制度,而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必须谋生生存,然后才能从事其他一切活动。那么这个里面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于经济学所说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打非常大的折扣,那个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生活中从来不存在。因为现实生活中有普遍存在的不充分竞争。如我们通常知道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我们跟他博弈。又由于存在广泛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天天看到有人靠坑蒙拐骗和打擦边球赚钱。但货币没有臭味,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实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产权界定需要成本,由于存在普遍的交易成本,由于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这样就会带来巨大的贫富分化,包括赢者通吃。这样经济学原本假定的个人利益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与社会资源的最优利用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致性就不再成立。商人赚的钱就常会包含由于法律不发展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投机取巧与天灾人祸的运气收益。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只是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但并不说明它是完美的。和民主制度一样,市场经济也只是在我们现有人性基础上“最不坏”的制度安排。其实换个角度看,经济学的论断也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极端。因为如上所述,经济学论证个人利益追求的神圣性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个暗含的可以说是价值假定,即充分信息下的自由竞争能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从而最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在充分信息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不能满足的现实世界,即便市场经济运行本身,也离不开民主、法治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换言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商业行为,经济学也并不背书。这样即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儒商精神的存在也有其价值空间。

当然,如果儒商精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呼吁提倡,那只能是无本之木,不会有生命力。儒商在中国成为相当的美誉甚或人物传奇,说明它还有其内在的原因。这个内在的原因我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商人讲社会责任讲诚信道德,其实也是他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中国传世的商家无不以诚信道德示人,所以有“世上几百年大家无非积德”之说。不择手段的短视商家多不持久,总打擦边球也难免失足。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贡献。有人专门研究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持久,做了竞争关系中合作与背叛的博弈论实验。最后发现太善良的商家也生存不下去,有点像中国人说的“慈不带兵,善不聚财”,商业竞争是残酷无情的。什么样的商家最后生存概率更高呢?首先是有合作的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光有这个策略,世界上坏人不良的人很多,肯定要被淘汰。第二个策略是什么?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胜出的是软硬两手皆备的组合策略。首先你是善良对人,如果对方不良就要如圣经所说,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组合策略比单纯善良轻信或挖空心思损人利己都要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所以我想诚信道德恐怕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持久的商业本身的内在要求。现代企业也越来越被要求要对利益相关方如顾客、员工、社区和社会负责,恐怕都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方面尽管在商言商,如马克思说资本一有利润就高兴就兴奋,但是商人不仅是商,还是人。人就不光是钱能满足的。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人最需要的是基本层次,安全,生存,温饱。这些层次初步满足以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强烈的精神上的需求。商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知名大富豪们联名反对特朗普政府取消遗产税的主张。首富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把钱用于慈善,用于社会,用于改善人类的福利。可见越是成功的商人,越有更多的精神需求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因为一个人的物质存在是有限的,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所追求的幸福自然不可能靠物质就能满足。中世纪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物质只能部分满足于人们的愿望,人的最高幸福和至善,只能是精神上的满足。我以前在中国企业家年会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挣钱与花钱的意义”。当时我说挣钱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一个人能力,花钱则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人生来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毫无疑问,所以人都是自利的,但是无人又不能不依赖于他人和社会。人皆自爱,往往自私,因此希望别人也友好对己。故基督教的道德金律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应当相通相近。越是成功人士,越依赖于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协助和认可,越是不能不在意他人和社会对他的评价和反馈。因为所谓人气、名誉、地位、声望,无不是随他人和社会的评价而来。所以人固然是自利的,但因为他的自利和幸福愉悦中本身就包含了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故而就像在市场经济中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尽力满足他人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一样,他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也会为了自我的价值实现和幸福愉悦去争取他人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和反馈。但是,他人也是自利的自我中心的,他们为什么会积极评价你赞许你?显然你必须做的是有利他精神的事、受到社会赞许的事。就像在市场中我们看到今天许多厂家如苹果、阿里、腾讯,不仅满足我们已经提出和表现出来的需求,还去挖掘和想象我们可能需要什么而预先去提供,这个工作真正做到了家,但不管他们嘴上标榜得多么漂亮,如斯密所说这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精神需求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越是成功的人他越需要别人正面的反馈,正面的评价,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社会比较高的认可,越想努力争取这样的评价和认可。所以这是儒商精神的内在原因,没有内在的需求光是要求提倡,历史证明那个从来不行。这也是美国的巨富们反对废除遗产税、首富们纷纷投身于推动医疗、消除贫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去的原因。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指出的,与人所受到的肉体的痛苦或欢愉影响相比,人们更经常和更强烈地是在受到精神上感受的痛苦、焦虑或愉悦的影响和支配下。回想我们每个人确实莫不如此。这也可以说是人有了自我意识和理性从而成其为人的特殊之处和代价。

因此,商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要做人,而且越是成功越是需要学会做人。所以我觉得儒商精神与学以做人这个连起来的题目很有意思。人生在世都要做人,越成功的人越有精神上的需求,越成功越知道感恩才能越满足越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人达则狂妄自大,其实是很愚蠢的。生物都靠基因遗传而繁衍。过去有本著名的书叫“自私的基因”。其实这是拟人化的表述。基因无所谓自私,而只是趋利避害。但为了持久的存活,基因之间不仅有竞争还有广泛的分工和协助,才能使基因复制传承。这与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有类似之处,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市场经济比较适合人性的生物学基础。实际上人类从动物界当中分离,最主要的不是他们和动物一样都有生存竞争,而是人类学会了交流和合作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原因,也是所有道德伦理的基础。之所以讲学以成人,因为人在后天形成的知识、智慧、德行都无法遗传。因而每个人从婴儿开始,都不能没有一个学以成人的过程。随着智力的发育、人类语言的模仿和学习、自我意识的形成,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包括拷问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是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必然面临的问题。人天生的好奇心、人有限的物质存在与其精神能力潜在的无限性使人永远面临这个没有终结答案、又不能不被反复被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说,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斯密说,缺乏思虑和远见是婴孩免除恐惧和担心的一剂良药。换句话说,成人的智慧和理性就意味着痛苦。就如同选择是机遇,也是痛苦一样。故亚当·斯密说,“人类天赋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人类幸福的巨大破坏者,但又是对人类不义的巨大抑制;对死亡的恐惧折磨和伤害个人的时候,却捍卫和保护了社会”。这样我们就完全进入了伦理学的疆界,这是在座各位专家擅长的领域。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觉得学以成人恐怕不仅有一个个人维度的问题,还有一个人类整体维度的问题。人类由动物界分化出来从猿人起至少有200多万年的历史,我们这一支现在被称为智人的人类15万年之前也已在非洲的一个小角落开始存在。我们现代人继承的基因都是一小部分人遗传的基因,人类的基因都来自少数祖先,这恐怕也多少是人道主义的生物学来源。但是在几百万年或者十几万年当中人类社会都是在愚昧和野蛮当中渡过,仅仅是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才在地球上的若干主要区域先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社会。这可以说是人类进入有伦理道德的成人社会的标志。世界几大宗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等也几乎只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中同时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学以成人的过程不是很长,或者说还很脆弱。人类社会在最近几百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过去几百年或者几千年最大的飞跃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出现了根本性的飞跃,这就是从中世纪开始孕育的科学革命。这个科学革命的影响现在才刚刚真正开始显露出来。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科学革命从而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商业文明席卷全世界的过程还在继续中。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中国过去的一百年也是应对全球化冲击的一百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和探索,包括去学习了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应当说整个二十世纪就是充满了席卷全球的战争和革命。这些年来世界上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也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副作品。全球化先是冲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其反座力现在又开始回过来冲击发达国家,所谓backlash。这个反座力力量看来也不小,但不会改变主流。这个过程我觉得大的方向基本上还是清晰的:工业革命还不到三百年,全球化的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一点没有问题。我想再有二百多年,全球化的过程就会基本完成。我们现在经历的只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回流和浪花。这个历史发展的方向应当可以看的比较清楚。看的不那么清楚的是科学革命的发展。科学革命不仅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认识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就是对宗教的冲击。科学革命颠覆了传统宗教的很多神圣的信念,包括从创世纪到地心说,所以尼采才说上帝已死。尼采说了这个话以后一百多年来应该说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演越甚。传统宗教信仰里面所宣称的许多东西,凡是能够被科学证伪的东西先后一一被证伪,所以这几百年来宗教的影响力确实从顶峰急剧滑落。有一句哲言说,人是宗教性的动物。虔诚相信宗教的人精神上有慰藉,应当说是挺幸福的。缺少了宗教,人的精神世界就有很大残缺。失去造物主的庇护,人类的灵魂在何处安放,这已经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极大挑战。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代表儒学,更多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修身立人、道德伦理是其核心内容。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儒学有它的优势,因为它专注于人文伦理,所以比其他宗教文化在这方面钻研的要深要细,道理说的更透。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只研究人和人的问题,人和社会的问题,不怎么研究人和自然世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它在过去这两千多年当中的影响不如宗教,特别是不如基督教的原因。因为人到这个世界上面临一个最大的矛盾或者困境就是存在有限的和潜在的精神能力的无限形成矛盾,因此不仅要考虑人与人的问题,还要考虑除此以外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光“敬鬼神而远之”还不够,人类的精神本性就想要知道最后是什么?灵魂到哪里去安放?我的终极在什么地方,否则生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这块儿是我们传统儒家所缺乏的。儒学基本上研究的是道德伦理的问题,是入世的学说,不怎么考虑出世。这样就有空白。因为人不但要解决入世问题还要解决出世问题。光说天人合一,没有解决人的很多疑问和精神需求。这样就有道家,后来还有佛教来填补空白,讲的是出世。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儒道佛合流。只是道家也好,佛教也好,相对来说还是用比较消极的方式来解决出世的问题。故坊间有一说法,人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绝望时是佛家。可见老祖宗的东西肯定不能神话。许多人想振兴国学恐怕也并不可能简单就能复兴的。儒学或者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复兴必须先有大的创新。现代科学进步发展对传统宗教有冲击,但是人类对出世,对精神的寄托这个需求并没有改变,因此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新的探求,这种出世的灵魂的安放恐怕正好是给哲学界,伦理界,也包括给有志于国学的人提出的新课题。

进一步说,即便入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更为基础。马克思也讲生产力先导。但这显然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欠缺之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在工业革命当中落伍的。我们落后是有原因的。回想公元前的轴心时代当古希腊人在穷天究地的时候,我们也有杞人忧天的发问。但人家的好奇想开启了对自然的探索。我们的杞天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无事生非的愚蠢。有人可能会说,儒家也有“格物至知”啊。但我们的格物致知由于离开了科学方法而只能成为冥想。这就如传说的王阳明面对竹子凝视数日苦思而无法“致知”一样。这是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这几百年中严重落伍的重要原因。然而,儒学专注于尘世的“敬鬼神而远之”,倒使其免除了科学革命的许多冲击,使我们也许有可能少走点弯路,不至于像一些宗教那样变得如此狼狈。从人类整体维度来看,学以成人的过程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平衡: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学革命一日千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频频刷新。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更是颠覆了至今为止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认知,提出了对人类作为生命有机体存在价值的挑战。相比之下,人类在协调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上的道德伦理进步,即便是相对于几千年前的古代文明,也难说有多少超越。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开始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李鸿章面对工业革命的全球化潮流惊叹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不过是农业社会面临工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工业社会的冲击,我们面临的是人类整体,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本身受到的冲击,是人的自然力跟人的伦理力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现在发问的是将来人类本身作为生命有机体能不能继续存在,是不是还有其独特性?如果说甘地在几十年前就警告“没有人性的科学将毁灭人类”,罗素更早就说,人类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人类的绵取决于人类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开始真正“奇点临近”?显然,无论是乐观的前景,还是悲观的可能,在面对人类社会发展之从来未有之变局,我们需要古今的智慧,需要各个学科的合作,需要人类的成人理性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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