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于2017年5月29日《新京报》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15岁在苏北农村插队和务工11年，先当农民，后进入当地集体工厂做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1982年毕业，同年考取社科院研究生院财政系研究生；1984年参与“莫干山会议”，198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

生于1953年的华生，具备那一代人几乎最完整的经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海归经商、再返教育、研究与改革。华生感激高考，是高考给了他改变命运的机会。谈到高考的最大意义，他用粉笔写下了“回归文明”四个字。他解释说，不是每个人一定要上大学才能成才，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学是文明的标杆。

   谈高考前的人生

    “觉得还要挣扎，还要努力，不能放弃”

新京报：当时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在干什么，第一想法是怎样的？

华生：我是听广播知道这个消息，当时还在车间里干活，听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参加，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新京报：为什么说可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华生：我出生在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家庭，小时候家境还算优渥，童年曾入学省级机关的幼儿园。但1957年家里有亲人先后被打成“右派”，生活逆转。1962年开始抓阶级斗争，家中又被挖出所谓“国民党特务”，直接坠入社会最底层。

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前途、倍受歧视的。无非就两个选择，一个就沉沦了，就是说既然毫无前途，那啥也别干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还要挣扎、还要努力、不能放弃，但参军、提干、入党，这些事情都没戏，而恢复高考，去考大学，对我就可能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新京报：一想到现实环境没有出路，为什么还是选择“挣扎”？

华生：我觉得，人在逆境中不是都选择放弃，即便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但仍然还会努力，哪怕并不知道这个努力有什么用。其实纵观人生，坚持努力本身给人的信念和动力就是最大的用。

还有就是刚下乡后，16、17岁的时候，去上海走亲戚，亲戚家有一个老大学生毕业的工程师，他给我讲西方科学的发展史，说知识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知识，个人和社会都会很愚昧。人类历史总是要往前走，因此不管条件怎么样，还是要努力求知。这话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新京报：所以就一直坚持学习？

华生：应当说，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很早知道学习的重要和从读书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记得我下乡时带的最多的东西是书。当时大队的干部觉得我是个“怪人”。到进工厂的时候我更是背了好几箱书。那厂长是个老干部，上来对我印象就很不好，说这个人搞什么搞，就是一个小破工人，还拉着那么几大箱书。因为那时候都住集体宿舍，书没地方放，就把书箱子放在床底下。

当时确实是没什么书可以看，主要是马列一类的经典，但好在这些书里有大量的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所以那个时候，主要练出来的是语文能力，因为那些书都是翻译过来的，一来他们本来文笔就很好，翻译的语言也很漂亮。

新京报：当时设想过今后的人生吗？ 

华生：那时也没想过人生将来怎么样，因为那个环境已经给你限制住了，想也没用。但看了那么多书，内心是吸取了能量，一回到现实世界，并没有出路，也很苦闷。有时就会幻想自己也能变为读过的书中的人物，比如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之类的，困境中的孩子毫无希望和出路，突然冒出来一个人来，说某人有嘱要带走你去读书，这就彻底改变了主人公命运。像我一个受歧视的孩子，当时条件下改变命运是不可能的，看书多了，有时也会梦想出现一个改变命运的奇迹。但做梦也不会梦出高考来，只能从读过的书籍里幻想。

新京报：从当时的物质条件来看，学习时间都不太充裕，你是怎么利用时间学习的呢？

华生：记得当时，《资本论》、《列宁全集》都是在田埂上面读的，另外农村赶上阴雨天不用下地，只要下雨就不用干活，这个时间也可以利用起来。

新京报：你15岁就下乡，当农民，当工人，到25岁考上大学离开，前后将近十一年，整个青春期都是在那种环境下，对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有什么影响？ 

华生：那十年基本是文革的十年，是非常压抑的年代，再加上我特殊的困境。不过这个特殊的处境，虽然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忧郁的影子，但反过来又激励你去努力，因为很多人可能条件还好，反而荒废了时间。我觉得我可能值得庆幸的就是因为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没有使自己沉沦，却逼着自己去努力，自己想从书当中去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另外是在农村工厂的经历，也让我有那么一个契机，去了解社会底层的需求，感受农民、工人的真实想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后来我多次去过当时插队和务工的地方。记得我在农田干活时有一次晕倒，是乡亲们将我抬到村里的小医务室，经救治才苏醒。所以有一年我去就给村里捐钱把医院搞好。前几年我还和妻子一起去我插队的村子串门，和当年的老朋友及他们的后代聊天。

   谈高考

      数学不及格补录“踏上”末班车

新京报：当时参加高考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华生：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二年才考上。但1977年高考和1978年只差几个月。第一次考准备时间很短，因为中央也是很突然地发出消息，从宣布高考恢复到正式考试只有两个多月。相对而言，半年后的78级高考时间充沛很多。因为之前看书的底子，文史哲没什么问题，主要恶补数学。

记得1977年高考，因为报考人数太多，江苏就搞一个预考筛选，为了减少工作量，就考两门。因为数学不及格，在预选我就被刷掉了。

过了几个月，没有预选了我才首次有机会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我考的是文科，主要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外加一个不记入总分的英文，文科就考这六门。

这次数学考试仍不及格，记得只有40、50分，但另外4门文科考的很好，5门平均分超过75分，算成了高分考生。

但是在录取上遇到了问题，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没有学校愿接收，所有的招生录完了都没有我。

新京报：一直没等到录取信息，当时心情如何？

华生：当然很失落，但也没想过放弃，还要考，毕竟当时分数宣布出来，我是高分，就说明我实力在那个地方。

一直到了10月底，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在全部录取结束后特别增开了马列师资班，补录了50人，这才把我招进去。所以我对母校感情很深，和这个也有点关系。

新京报：那个师资班的培养模式是怎样的呢？

华生：当时学校缺师资，就紧急开了一些基础课的师资班。由于当时是工科院校，文科除英文就开招了马列师资班，师资班又细分了哲学、经济学、党史、自然辩证法，我选的经济学。

新京报：当时的教学规划有没有什么不同？

华生：因为文革，学校停办了十多年，应当说老师的知识结构也有些老化了，跟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有脱节了，比如经济学还是沿用过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老师们思想很开放，对我们各种标新立异的想法很宽容。我当时总去数学和英文师资班去听课，缺席了不少规定课程，学校对我也是宽大处理。特别是同学之间进行的讨论辩论，激荡思想、启发思路。那时会不断抛出问题互相辩论、研讨。

新京报：你觉得你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身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精神气质？

华生：显著的不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发奋，求知欲特强，上自习都是要抢板凳，去晚了就没座位，大家都特别珍惜有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新京报：本科4年学习结束后，你选择了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华生：就是觉得四年学习并不够，就是要学习，继续学习。选择考社科院，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就发表过经济论文，关心的也是全国的改革开放，社科院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研究的前沿，那时候社科院的经济学家是最活跃的，都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能考上，肯定是考中国社科院。

   谈经历

     参与莫干山会议“一举成名”

新京报：在你研究生阶段，对你影响最大的事应该就是参加莫干山会议了，当时怎么参会的，参会都做了些什么？

华生：当时我是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生。会议之前海选论文时，我就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商品市场的论文发过去了，结果被选上了。

我上莫干山之前也不是就带着价格双轨制的设想去的。因为我不知道当时中国要解决什么问题，中央考虑些什么，所以莫干山会议对我也是一个难得机会。原来你接触的还是社科院的个别老师，通过会议，全国的青年才俊、政府官员你一下子都接触到了。

新京报：价格双轨制的设想是如何讨论出来的？

华生：当时大家都是意气风发、思想碰撞。一部分人初步学习了西方经济学，提出只有放开价格搞市场经济，不放开没有出路；另一部分人认为，我们价格改革几十年都是调整，过去关键是调整不到位，所以要下决心先调整过度扭曲的价格。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几个其中包括在会上刚认识的共5个研究生凑在一起讨论以后就说单调不行，单放也不行，应该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搞双轨制。这种思路在会上的公开辩论中得到大家的共鸣。后来就由我代表价格组去参加向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的当面汇报，后来并写了“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的报告，作为会议文件之一上报给国务院。

新京报：莫干山会议后，对你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此一举成名，1986年就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参与到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政府智囊，当时对你自己心态有没有影响？ 

华生：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就是被改革大潮裹着推着向前走，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当然你的情况变化了，你成名了，有些言谈举止，别人觉得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甚至看不惯了。对于我来说，恐怕主要是打开了眼界，站位完全不同，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如1985年底，我就牵头写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提出将价格双轨制拓展为中国整个体制的双轨过渡道路，以及创立国资管理体制推动国企和产权改革，这两项提议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是恰好赶上了那个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人。

新京报：你后来选择了留学，还有一段商人经历，最后为什么重新回归学术？

华生：我觉得人还是顺从自己心里面要追求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比起祖辈父辈，实在是太幸运了。在同代人中我们又是幸运者。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连饭都吃不饱，个人算个什么？我又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你要有敬畏和感恩的心态，有机会有能力你还是要去做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中国现在仍然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太多了。

新京报：你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

华生：是的，当初我是想挑战一下一个人意外下海经商成功之后是否还能静下心来做研究。结果我这几年写的文章和书比80年代还多得多，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城市化转型和土地制度乃至公司治理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说明人努力什么时候也不晚。而且我说了你也许不信，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学者，觉得自己真是很欠缺，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要学，有那么多东西你做不来，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

新京报：回过头看你的历程，经历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海经商，现在做研究，你个人经历可以说浓缩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你觉得你个人跟同时代人有什么相近或者不同的点？

华生：我觉得我跟这代人是非常一样的，他们的欢乐、忧愁、缺陷、历史的局限性、优缺点，我基本上都有。我只是比较幸运的是其中的成功者；有些人不够幸运，当然可能有些人也是跟自己的努力不足有关，比如说上山下乡时很多人就认为知识没有用了，到后来高考的机会就错失了。

新京报：经历了这么多，你觉得高考改变了你的人生吗？

华生：对，应该这样讲，要不然我可能始终在一个小工厂里面了，业余发一、二篇文章而已。眼界很难超出那个小厂，所以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怎样改变人生，就是觉得可以上大学了，知道走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新京报：推荐几本影响最大的书？

华生：读了那么多书，各有收益，真难说哪本影响最大。对自己影响大的未必别人有共鸣。对我来说，70年代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是那时印象很深的书。

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华生：进考场时忽然想到，13岁闹文革离开课堂，现在年龄翻一倍又返课堂，真是有点荒诞。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有没有什么遗憾，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怎么看？

华生：尽力而已

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华生：机会总是留给相信文明、不放弃奋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