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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应邀参加了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首届会议。我发言说,大家想搞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想法当然好,但是这最终能不能在理论上成立,在历史上站得住,不取于我们今天喊多么高大上的口号,而在于你能不能真正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它的微观基础。要知道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现在,我们想搞成功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最大的挑战就在这里。搞全盘私有化容易,不用动脑筋,照抄照搬就行了,在中国是否现实、结果又会怎样那就不管了,也会有人喝采。固守旧东西也简单,但那终究是死路一条。难就难在要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但没有微观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政治经济学创新也好,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我说我最近刚提交了一个关于国有资产资本化改造制度框架设计的长篇智库报告,引言就是讲,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不可能直接成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就如过去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就只能适应计划经济,而不可能作为今天市场经济的基础,而至少先必须进行土地家庭承包的改造,才为后来的大发展打开了通道。前苏联版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在这个形式上与市场经济融合就很难。这是从40年前改革开放一开始,搞城市改革的人就面临的挑战,就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1985年我们有一个“微观经济基础重新构造”的报告,提出要搞国资系统,就是觉得局限在企业这个层面上,最后可能还是走不出来。实际上,我们几十年来搞了各种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尝试,左冲右突,都是在想办法探索一条出路。
 
在座很多人都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名家,当然知道马克思花了毕生精力的最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其通篇讲的就是资本。市场经济的灵魂和主宰是资本。今天我们把市场经济请回来了,资本也必然要回来,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市场经济中不抓资本只抓企业那是舍本逐末。我们过去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太习惯于财产的实物形式,太看重一个个工厂、商店的物理存在,而太忽视在市场经济中它们活的生命乃是其背后的资本特别是货币资本的运动。当资本运动中断时,这些在计划经济中全部财富的体现可能只是一堆三文不值二文的废墟。
 
国有企业过去在计划经济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挥过历史性作用。但现在,大部分国企都做了股份制改造,国家的主要优质经营资产都已经进了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因此单一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国有资产的主体,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把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企业硬当成国企去管理,把不是国有资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资产硬当成国有资产去管理,把现代企业硬当成一股独霸的古典企业去管理,是企业改革历经努力迄今劳而无功的首要原因。其实国有企业的历史很长,农业社会,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有很多,本来与社会主义并没有任何关系。前苏联版的国企更拖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失败的微观原因。说到底,企业只是一个外壳,搞的不好还可能是僵尸。不回到资本层面,社会主义想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微观基础是不可能的。
 
我说现在不少人包括一些做媒体的人,常常埋怨改革开放的步子还不大还太慢。但是有时候也很奇怪,往往没什么真事就乱起哄瞎胡吹,这次中央真有新东西出来了,真有根本性的突破,真有意义的大东西,反而灵感性很低,关注度不够,不帮着加油鼓劲,更不认真学习研究。现在有两种糟糕的倾向,一种是不管政府说什么,都无底线的吹捧,以至被人怀疑是高级黑。另一种是不管政府说什么,都一概反对。其实,极端思维往往导致谁都不想要的多输结果。
 
实际上,这一次的重大历史突破是有迹可寻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大家一片叫好。2015年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又进一步明确,要从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有人也很兴奋。但这些年下来,为主的要管,为辅的也不丢。结果几年下来,很多人反映现在管的更多更死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看来是真下了大决心,干脆把为主两个字去掉了,干净利落地就是从管企业转为管资本。另外,2015年中央的指导意见说,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次也改成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个从企业改为资本,我觉得是根本性的认识突破,是改革探索几十年取到的真经。真能做到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可以真的开始新篇章。
 
我们知道上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从计划经济转到商品经济。邓小平同志说,这次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现在有了市场经济,如果再有公有资本,政治经济学才算有了个完整的底稿。我很奇怪,这种真有重大历史意义、真有巨大开拓空间的事,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鼓与呼,特别是广泛深入的研究。
 
提问的时候,有个老师问,我们这些年来从来都是管企业控制企业,也只会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现在中央贸然提出从管企业转为管资本能做到吗?会真做吗?我答上面站位应当很高,考虑问题又很细,我们不用跟风说是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但也不能说是贸然吧。当然你说的问题确实很重要。过去说革命最难的是革自己的命,改革最难的也是改到自己头上。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是要放弃很多权力的。这确实是中国企业改革一个革命性的变革,能不能真正做到,有没有切实可行的路径方案是一个大挑战。但这件事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败的基础,属于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是回避不了的根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既不能阿谀逢迎,搞些时过境迁连自己也脸红的东西,也不能从概念到概念,重复一些古话大话空话套话,而实事求是,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其实才正是我们大家都应当不吝奋力去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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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华生

123篇文章 5年前更新

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积极推动者。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因与同伴首次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成名。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建立政资分离的国有出资人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国家按出资分享收益,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推动其后在全国的试点和国资局的设立。1998年2月,华生留学回国后率先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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