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12连跳震惊了中国，社会各界都在反思，评论文章也一时铺天盖地，但读来想去，总觉得还是缺了那么一层，让人得不到要领。但如果我们放过了富士康悲剧揭示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问题，显然就太愧对了那些离开了及还可能离去的生命和青春。

富士康的悲剧当然首先反映了富士康的问题。它发展到极致的现代化代工企业的管理模式，半军事化的集体宿舍生活，表面上自愿但实际上难以摆脱的加班加点，永不停息的流水线上个人的简单渺小和人情淡薄，都助推了悲剧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当然大有改进的余地。但人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不过是一般劳动密集型特别是出口加工企业具有普遍特征，而富士康显然并不是其中较差的一个。

工资水平低，这是事实，也是工人“自愿”加班的原因。但是，当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还处在产业链的下游，基本工资低还不光是个别资本家贪婪的结果。市场经济的规律是它会强制性地把个别成本高于行业平均成本的企业淘汰出局。富士康的工资福利水平在行业中已属上乘，它提高工资的有限努力不会改变其员工还会“自愿”选择加班的格局。当工作和生活没有其它前途，挣钱就是唯一目的，很少有人能抵制加班多挣钱的诱惑。

环境变化，文化冲击，心理失衡，感情受挫，新生代的脆弱，这些也都对，正如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时而有人自杀，但沿着这些零散的线索，恐怕我们会离事情更真实的面目越走越远。

每个个体的自杀，都可以找到它特殊的原因，但这么多人走上共同的不归路，一定是有相同的绝望。两位曾在富士康工作的普通员工在电视讨论中强调，不幸事件集中发生在富士康，恰恰是因为富士康太先进，太超前，所以，富士康的不幸已经开始发生在别处，今后还会更多地发生在其他地方。他们的感受和直觉其实比许多专家的评论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打工在不好的企业，还有跳槽的选择和希望；打工已在优越先进的大企业如富士康，原先期待的美好生活幻想遭遇了打工的严酷现实，往后看农村不能也不愿回，往前看除了蚁工群居其它无望，这时偶然的个人因素就容易成为触发绝望的导火线。

其实，不发展，工资低，给人代工都不是耻辱。韩国、台湾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早前工业化时期都走过这条路。问题是在正常的工业化导致城市化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市场或政府的力量能长期把加入产业大军的劳工长期封闭在集体宿舍或工棚中。挤在大学宿舍里的学生会憧憬着未来，兵营中的士兵希冀着明天的美好，没有未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怎么摆脱情感的低谷和前程无望？

在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中，一代代的外来打工仔悄悄地融入城市的各个最初很不上眼的角落，依靠自己的奋斗慢慢进入主流社会，这是中国城市早先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中华儿女在世界各国生根落户的过程。试想，分散居住和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会这么枯燥无趣单调吗？当他们每天必须象正常的上班族一样，奔波于路途、忙碌于家务，即使自己愿意或被迫，他们有时间那样无休止的加班吗？此外，无论他们的雇主是慷慨还是吝惜，完全无需政府干预，市场决定的最低工资福利水平不能不普遍上升，因为否则普遍劳工根本不可能维持自己在城市中最起码的生存，更不用说养家糊口和繁衍后代。而正是他们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提高，才会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繁荣。

因此，说穿了，富士康悲剧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畸形城市化道路的恶果。如果说，这样的悲剧不幸发生在富士康并不偶然，那么，富士康及其周边工厂同样、只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悲剧恰恰发生在深圳也绝非偶然。深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小渔村到今天成为堪比香港的现代化大都市，是1000多万移民30多年来辛勤劳动拼搏的结果。但是，包括富士康几十万劳工在内的大多数深圳人并无缘分享受这个城市的繁荣。深圳的富裕和繁荣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属于只占人口很少数的户籍人口，包括那些因土地一夜暴富的本地农民。大都市的高度富贵和繁荣，只是使新生代的农民工更加自惭形秽和自觉无望。不错，城乡隔绝、城市化畸形当然不是深圳独有的问题，但深圳确实是不幸地成为了全国大城市中这种人口比例绝对倒挂的极端和典型。如果说深圳过去曾经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给全国带来过市场经济的曙光，我们也殷切地希望，不幸发生富士康悲剧的深圳能够在新一轮的社会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给中国和亿万农民工带来明天的希望。

要知道，有了希望，才会有生命，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