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3日至10日，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改革的好处开始充分体现，改革的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中央高层正在酝酿和交换意见，提出了一个月后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邓小平认为是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价格讨论最有成果 

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

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因此这次会上，不仅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研室、中宣部、中组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各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的干部与会，还能间或见到一些领导同志的秘书。现已进入国家领导行列的王岐山(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现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等人，当时就参与了这个中青年会议的核心领导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分成了七八个小组进行讨论，并形成了七个专题报告。包括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和农村改革等议题，其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经济的探索在当时是极其前沿的。但是，由于城市改革起步的焦点是价格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多年来对此又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这样，围绕价格改革的战略争论最为激烈也最富有成果，并由于会后很快被中央正式采纳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价格成为城市改革起步的中心并不偶然。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种激励在价格信号失真的情况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而生产资料尤其基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极度偏低，供求失衡必然导致整个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国务院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专门设立价格研究中心进行了论证、测算和准备。因此，在价格组讨论中，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田源首先带来了他们的方案，主张对严重失衡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介绍了这种调整的可能性及其对财政、税收和经济的影响，论证了方案测算和不同力度方案的比较，令大家耳目一新。

会上，当时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李剑阁（现任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则介绍了周小川(现任人民银行行长)和楼继伟(现任中投公司董事长)提出的另一种方案，就是用小步快调的方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可以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他们提出，在市场发育不全、非完全竞争的国情下，不能简单靠市场，而是要以“供求平衡指导价格”为目标，组合使用价格政策与税收、财政补贴政策等相结合，控制总需求，逐步上调初级品价格，使价格体系合理化。为此，他们使用了现代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弹性的概念，进行了动态线性规划模型、投入产出和按国情改造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对比测算。应当说，他们的模型和论证，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现代经济学包括数理经济分析在中国的引进和运用，在讨论中对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在校文科研究生产生了相当冲击。

打破调派和模型派一统天下局面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虽然与会者大多数是首次在会上见面，但张维迎因一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文章引起讨论，因而比起一般参会的在校研究生，算是有点知名度。张维迎当时持有可贵的完全市场派观点，而且他的硕士论文好象就是以价格改革为题，已经做了相当的投入和研究。他认为不能寄希望于价格调整，那至多是宴会前的一点零食，不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放开价格，让市场起作用。同时，也不要被有人用财政负担问题吓住，不敢搞价格改革。他把计划价格比喻为装了不锈钢的温度计，僵死过时。价格放开，搞市场化是给这个温度计换上水银，能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反映。因此，他主张采用放的方针，对能源、原材料等差价很大的生产资料，采用分批、分步、分类放的办法。这样，大调、小调的调派和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就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参会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争论从组内到场外和饭桌上。因此，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向各组开放，挑灯夜战。

当时，我是两年前从南京考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研究生，过去对价格问题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很快就为价格论战所吸引，我与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生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在会上刚认识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虽然并不是都分在价格组，但也卷入了讨论。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觉得可以采纳和综合双方观点的精华，走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向上，有些产品也可以同时外放内调。同时我们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发挥平抑供需和价格水平的主渠道作用。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的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于是，记得在一天晚上的挂牌辩论时，我就代表我们5个人上台发言，表述这个第三种思路，其他人在回答问题时又做了补充。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思路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多与会者的共鸣。因为对当时参会的中青年改革者来说，大家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财产权多元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等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分歧。讨论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可行性和过渡模式问题。而对于这批大多经过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的老三届来说，多数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都有潜意识，因此，走理想务实的增量渐进改革路线是各组讨论的整体氛围，这样，放调结合、双轨制的提法就比较容易的被接受。

不过，更重要的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快引起会议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关注和肯定。他们认为，调的思路领导已经知道，放的思路过于激进、缺乏可行性。因此，当会议领导带队，各个专题组选派一个代表下山去杭州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我被指定作为价格组的代表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记得张劲夫同志当时听得非常认真，站起来来回踱步，就双轨制怎么讲，放调结合怎么搞，物资市场如何组织，怎样引导多轨价格归一，防止倒卖等提了很多问题，但当场并未明确表态。后来我去国务院开会才有人告诉我，张劲夫同志回到北京就在国务院会议上介绍，说莫干山会上提出的那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有意思，是个可以考虑的好办法。

    莫干山会议结束，留下几个人写报告。总报告由王岐山点将的国家体改委的笔杆子徐景安主刀。当时的印象徐景安是个挺挑剔的上海人，不太好交流，但他确实挺有智慧，很会提炼讨论的要点和精华，也很懂给中央写报告的语言和分寸。他没用可能让人费解和责疑的双轨制概念，按照会议领导们议论的意思，把放派的观点给融合和省略了，把放调的次序也动了一下，在调放结合的大标题下把价格组的意见归纳为两种思路，第一种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主要讲了调派的建议，第二种为“调放结合，先放后调”，主要讲了我们组织市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思路。7个小组的报告都出来后，会议的组织领导者认为，价格组报告是重头戏，要另外专门加两个附件。这样就让田源写了一个以调为主的建议，要我写一个关于放调结合双轨制的建议，我以“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为题，提出总思路是因势利导，外改内调。即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后计划牌价已经全面受到冲击之势，改革价格制度，放开和组织计划外市场，使计划外多价归一和下浮，同时调整计划价格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步骤是先改后调，改中有调，控制每年物价上涨5％-6％的幅度，用5-6年平稳完成中国价格改革。落笔的时候，我把“放调结合”变为“改调结合”，是因为张劲夫同志听汇报时非常关心放开后的市场问题，因此我想用改来概括放开价格和组织市场两个含义。

这七个专题报告和两个附件上报之后，9月20日张劲夫同志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注意，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把莫干山会议主报告中“调放结合”的提法，又改了一个顺序，为“放调结合”，并明确肯定了第二条思路。

随后在国务院会议讨论时，部长和领导们都赞同与其计划外限价20％涨幅，让中间环节抬价倒卖牟利，不如让生产企业直接卖高价进入市场得到好处。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同时，1985年中央1号文件，又决定取消自1953年起实行了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合同内外双轨制。1985年4月12日，按照中央的安排，史无前例地由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中央电视台19点30分黄金时间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战略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

    不难看出，莫干山会议中青年的意见能够在几个月内就成为中央的重大决策，并不是这个意见真有多高明，而是有多方面因素的巧合。首先，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鉴于原苏东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价格改革的决策适逢中央关注的焦点。其次，放调结合的思路，其实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总方针下，中国在价格改革方面不知不觉已经走的道路，国务院领导批示提到的各个案例，说明这个思路得到领导的经验和改革成功历程的印证，这一点其实是任何建议能够被采纳极为核心的一环。最后，从农村到城市的放权松绑，价格松动，计划内价格五花八门，计划外价格时隐时现，但又未形成合法和有效市场，随着改革推进，弊病日益明显，冲突日烈。因此，因势利导，用自觉的放调结合和合法的组织两个市场，来引导多轨价格逐步归一，渐进完成价格改革，自然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见，莫干山会议其实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只是在因势利导和把放调结合、组织市场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战略上点明和拨动了领导头脑中的那根弦，因而影响了价格改革这个关键决策的方向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莫干山会议确实没有创造出早已存在的放调结合和双轨推进，而真正的贡献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推动其成为中央主动自觉的战略。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的思想要能提出、聚焦、形成主导意见并能传递给决策者，也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一些中青年活跃在改革前沿，并因各种工作或个人的因素，为领导同志所知晓。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农村发展组周围已经凝聚了不少中青年改革者。当时我们这些在校研究生都经常到中央农研室联络部负责人王岐山那里领课题、领出差费，到各地调研再上交报告。因此农村发展组和后来很著名的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主要骨干都在这个会上，并是会议秘书处的主要成员。会议的组织者在会前就公开声明会议是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设计了用论文选人的办法，以保证尽可能不拘一格网罗人才。到会后又根本不看不交流每个人的文章(当然当时的印刷条件也是很大的限制)，完全按照会议组织的专题进行讨论和辩论，让来自不同部门和信息背景的人能平等交流、相互补充，力争在会议的有限时间内碰撞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同时不仅积极引导讨论的方向，还对讨论成果进行加工提炼，并精心安排会议代表当面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又在会议结束、报告出来的短短几天内将会议报告送到相关领导手上。

再以我们5个人为例，本来都是不同单位的在校研究生，同时又不是专门研究价格的，会前基本不知道中央机关正在研究、关注什么，没有调派、放派的热烈争论和激荡头脑，我们根本不可能急中生智，提出什么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战略来，搞出来也不会表达的那么准确、清晰，更不可能作为什么重要会议的成果报送中央领导。以至后来张维迎对我们第三种观点一直不以为然，说我们没有什么创造，只是“勾兑”了他们两派的观点，不能算一派。其“不满”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你想人家调派放派争的那么辛苦，我们最后就现炒现卖的一综合，说放调结合吧，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前进，然后就像天上掉馅饼似的一下子出了名，很快我和何家成都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因此，2004年底，我应约给《中国改革》杂志写稿回忆这段历史时，称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时势所然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点也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历史的真实。

从价格起步推动城市改革的选择和平稳推进的战略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4年底他就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他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前一段北京出现一阵抢购，人心惶惶的时候，他的心里是踏实的。他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小平同志认为，“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见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于物价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困难，他也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热情单纯的年青人，还根本没意识到领导人承受的这些压力以及价格改革将来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曲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