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表明，1984年国庆节游行阅兵式上的万众所向是改革蜜月的顶峰。

农村改革转入城市，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深水期。

1985年起，在放权让利的最初热情过后，改革开始要为过去被计划体制所困但又被严密保护的城里人付出代价。农副产品价格的陆续调升和放开自不必说，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双轨渐进，虽然有助于计划外生产资料市场的逐步形成，但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混乱并不可能瞬间消除，相反由于生产资料计划外价格的合法化而更加普遍发展。

由于企业改革刚刚起步摸索，真正的现代公司制企业还未出现，依附于各种权力机关的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倒卖指标和居间谋利很快得到一个“官倒”的称号。这样，尽管中央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而肯定的是“放调结合”，但人们很快都忘掉了放调结合这个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而用双轨制来代言改革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后出现和发展的价格格局。主张市场的人因其不彻底而批评它，主张计划的人因其搞乱了秩序而抨击它。价格双轨制很快成为持有不同观点和倾向的人共同声讨的靶子，使得这个左右了中国改革进程的放调结合和双轨过渡战略甚至从来都没有被任何正式文件正面提及。

“有点道理，没有把握”的尝试

几乎就在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战略确立的同时，1985年初，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郭树清(现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刘吉瑞、邱树芳就上书国务院，提出《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的建议，认为借鉴东欧经验，改革必须理论先导、整体规划、一揽子全面推进，而不能试验摸索、局部推进，形成双重体制。他们批评“一种产品实行两种价格，造成计划内产品纷纷流到计划外，而计划外部分又层层转手。大量国家财富落入私人和小集团的腰包。这就是一种‘冲突型’过渡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改革的夭折。他们关于整体规划、配套改革的观点虽然有别于中国改革走一步看一步、摸索前进的道路，但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关注，被认为是“有益无害”，鼓励尝试。

1985年8月，郭树清、楼继伟等人在国家体改委有关人士直接参与下，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指出双轨制的八大弊端，建议以价格为中心，财政、税收、工资等配套联动，一举实行体制突破，这其实是莫干山会议上田源阐述过的价格大调整加上财税配合思路的进一步完善化，但因为具有整体规划、配套改革等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色彩，使当时国务院领导觉得也挺有道理，批示为“有点道理，没有把握，”支持探索推进。

随着吴敬琏、周小川等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加入，“价税财配套改革”方案逐步成为国家主流思路。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副总理田纪云担任，下设办公室，简称“方案办”，拟定了以价、税、财、金、贸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价格改革，准备1987年1月从生产资料开始实施。改革的具体办法，类似于捷克60年代实行的“先调后放”。这样，就实际上回到了莫干山价格改革的第一条思路。

价税财联动方案在部委、地方协调中大大缩水，修改后只剩一个重点产品即钢材调价的小方案在1986年8月得到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后，因仍然事关重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领导即时任总理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带上国家物价局长成治平于9月13日又去邓小平同志家里作专题汇报。但邓小平对这个价格改革方案明显热情不高，未多置评，相反，却不管物价局长也在场，不谈价格问题，却给几位总理大讲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问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说企业党委的机构太大，人数太多，要搞厂长负责制，明确企业的一把手是厂长。厂长负责制不搞不行，不要只是试点。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个权力下放问题。关键是企业有自主权。第三是与权力下放相关的精简机构。而且提出改革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年谱》下）

邓小平本人当时高度重视给企业和基层放权，而对国务院花大力气搞的价格方案很不在意的态度最后动摇了国务院领导们想冒险闯关的决心。几位总理一回来，就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按小平同志指出的问题重新考虑明年的工作重点。因为从价税财配套改革测算一开始，就一直不顺利。各部委和地方之间关于算帐问题争的不可开交，财政难以平衡。国务院领导中，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一直主张城市改革应当学习农村经验，从企业承包入手推动，而时任副总理李鹏对这个大配套方案也有担心和保留看法（参见《李鹏经济日记》上）。价、税、财等联动，说起来在理论家那里好像是个挺科学的大配套，其实对政府操作部门来说，只是个工作常识。因为只要计划价格这个龙头一动，其它不动也得动，因为利益受到影响的相关部门和地方人家肯定要找上门。因此，整个工作重点从1986年2月起就集中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测算上。国家物价局为此专门成立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办公室，研究制定方案。

由于照顾各方利益和国家财政平衡难度太大，不要说其它部委，就连当时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副主任安志文也认为方案牵涉面太大，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到1986年6月份即远在北戴河会议前就已经从最初设想的煤、电、油、运、钢的整体价格联动，逐步退到以钢材价格为突破口迈出第一步。从钢材突破，也是因为在这一块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已有一定进展，石家庄等地的钢材生产资料市场已经在统一计划内外价格方面取得相当成果和经验。当时计划将钢材平均价格从每吨630元提高到1000元，取消各种计划价、补贴价，统一并轨，再实行10%的浮动幅度，然后视市场情况，适时放开全部钢材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但即便只是一个钢材一步提价近60%，作为骨干品种对其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必然也会产生重大冲击和连锁反映，压在国务院头上的负担和风险也是巨大的。

同时，放调结合，增量渐进是中国改革一直走的道路，国家正式步入价格改革双轨推进战略只不过一年多，已经出现了计划外市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双轨推进究竟是象其倡导者主张的那样，是中国双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表现，边放边调，小步前进，坚持下去就会胜利，还是如整体配套论者断言的持续下去会导致改革的夭折，还并无结论。这样，尽管国务院的主要领导接受整体配套改革的想法，但在实行中遇到巨大困难和风险时，又举棋难定，觉得双轨推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因。

邓小平的不同思路

其实，邓小平对整体设计的理论表现冷淡不是偶然的。因为邓小平深知改革的深刻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他从来不主张前景不明时搞什么大规划，对目标模式争论不休，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看准了，干对了，对人民有好处，就大胆推进，错了，改了就是了，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指导思想，也得到了中国改革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同时，他把放权与政治改革相联系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1986年6月份邓小平在中央负责人去汇报经济工作时就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他说，改革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强调“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就在1986年8月份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价格方案的同时，邓小平视察天津提出，“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其后一段时间，小平同志反复论述放权和承包的重要性，强调，农村改革的经验，就是权力下放，城市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并明确的说，“权力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以上均见《邓小平年谱》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样，原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思路被调整，价格改革先动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民积极性，城市改革以权力下放、分级承包和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为主线，调动企业积极性，肯定是势在必然。

另外的一个变化是，就在国务院的领导们去邓小平家汇报半个月后，即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预感当时社会上存在一些思潮可能带来问题，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在这些背景下，国务院领导们最终决定转向，放弃钢材大调价。国务院负责人10月3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解释，如果1987年同时动钢材和农副产品价格，初步测算零售物价会到10％以上，群众和企业可能承受不了。如果单调钢材价，难以解决企业活力和农业问题，这样会影响工农业生产。所以反复考虑，钢材调价方案推迟出台，1987年一抓搞活企业，二调农副产品价格，把零售物价上涨控制在8%以内。按照这个新的安排，1987年4月农副产品调价政策出台，当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为7.3%，CPI实际已到8％。应当说这也已经靠近价格改革能够承受的上限范围了。

因此，一些力主推行价税财联动配套改革的经济学家，后来把历史表述为是国务院领导个人偏好改变，因而1986年10月突然搁置了中央已经讨论通过的整个价税财配套改革，而转向企业和分级承包，既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是太夸大了中央决策中国务院领导的个人作用。因为尽快放权、调动积极性是小平同志这一阶段反复强调的主导思想，而且最后推迟的已经不是什么全面配套，而只剩下一个产品的调价了。

同时回过来看，随着年底学潮渐起、中央领导人职务更换和稳定压倒一切，原定1987年初的钢材价格大幅调整本来就不可能实施。因此，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后来一直说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汇报时“高度赞扬”了已在6月份就被放弃了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并断言10月底“突然”搁置价税财联动方案的失误，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危机、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随后而来的保守思潮的回潮，”显然是完全搞错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