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报告的开篇之题，它也是伴随了改革开放30年直到今天的口号。但是，解放思想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至今并没有真正明白。从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解放思想首先是从两个凡是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解放出来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反帝反修、闭关锁国中解放出来到对外开放，平等互利，从计划经济、公有制一统天下中解放出来到也可以市场调节、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成份，其实也还包括从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化模式中解放出来搞适合中国国情、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总之，就是要一事当前，从先问姓资姓社、姓张姓李的意识形态化中解放出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不贴标签，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革命遗产中的精华，外国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的文明成果，尽可以被我们拿来所用，不用自封门路，不必怕人扣帽子、打棍子、贴上什么主义、思想的标签。这样国家发展才如虎添翼。没有这种思想解放，凡事对本本条条，先贴标签，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因此，解脱贴标签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意识形态化包括宗教化是在人类社会信息成本很高的阶段上动员和组织民众和社会的一种形式。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成本的急剧下降，贴标签的意识形态化代价越来越高，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必须摆脱的一种羁绊。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呼吁，面对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困局，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阻碍，使美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说明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不仅是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它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当代世界和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因为意识形态化往往把人类追求的目标和价值的实现形式凝固化了，从而超越了这些目标和价值实现本身。中国改革中的许多困惑和悖论往往产生于此。我们过去长期宣传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就能平等和共同富裕，但结果却南辕北辙，平等并未真正实现相反却走到了共同贫困。邓小平之所以反对贴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化标签，就是因为过去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能导致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又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复杂形态，既有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模式，拉美模式，也有相当不同和比较平等的北欧模式。对于对象和自己的认识都还处在演变中的事物简单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只会封闭自己前进的道路。显然，没有解放思想和去意识形态化，自由价格和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和雇工经营，国企股份化和公职人员、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等等，这些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观念的历史性变迁，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广泛，政府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宽阔，从思想基础来说，就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王朝的文字狱，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绝非只是革命的产物，而是有深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的。现在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宽容，越来越远离过去人们熟悉的动辄搞政治运动和随意贴标签、搞批判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

当然，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重要性的下降，不等于人类价值理性重要性也下降了。信息时代仍然是价值竞争的时代。但价值理想不是靠空洞高调的口号实现的，而要通过适合本民族积累的知识存量、集体行动方式和组织制度资源的机制设计去实现。机制设计就是解决在去意识形态化下的桥或船的问题。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要不要改革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宣示，而是进行什么改革、如何改革的讨论和探究，进行不同改革模式和机制设计的批评与竞争。因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等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高调，而是取决于机制、路径即桥或船的设计。随便用改革反改革划线容易封闭对改革不同路径的讨论和批评，那样其实还是没有跳出意识形态化窠臼的表现。

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真正含义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不是说可以怀疑和否定一切，而是有边界和底线，这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让一些人很困惑和失望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明白解放思想是以且仅以解脱意识形态化的羁绊为目标和边界。这样至少可以在经济和发展的领域甩掉包袱，实事求是，开拓前进。但一个社会要不因发散而失序，必须收敛于自己可以站立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框架。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是以经济改革带动全面改革，道理也在这里。其实，在一个发展中大国中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认同和道德取向是自然状态。因此，有左派、右派、乃至极端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也完全正常，毫不奇怪。现在人们也慢慢地习惯、甚至开始学会尊重某些也许看似荒唐、出轨，但实际上也是看到或抓住了社会某个侧面、侧点的观点和价值诉求，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进步。但是一个国家要能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历史与人力资源、组织与制度资源，不是陷入纷争、内耗乃至对抗、动乱，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就必须考量和优先满足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形成集体赶超的凝聚力与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左冲右突、披荆斩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在市场化、民营化、国企改造和加入世贸中的大刀阔斧，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都是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轨迹。

由于所谓沉默的多数的存在，集体行动与多数人的利益，在信息时代之前是个多少暖味的空间。不过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这个过去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开始并不沉默。尽管网络的声音并不总是和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民意，但也不难看出，它和爱走极端或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往往并不相同，甚至经常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解放思想不是也不能是各路精英主导、自行其是。改革要形成集体行动力，就必须抵制两极的诉求干扰，特别是不让极端诉求挟持和葬送改革。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从改革伊始邓小平既提出了要破除对原苏式和毛泽东模式的迷信，对原先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又拒绝简单移植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实践中并未成功的西方模式。在邓小平看来，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改革开放能够展开和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不是象很多人描述的那样是改革与反改革斗争、领导人最终一锤定音的单线条漫画史，那并不是中国改革真实完整的图画。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就指出的，改革起步就面临来自左的方面指责改革是离经叛道的压力，同时又面临来自右的方面根本否定既有的经济政治制度，要求全盘拷贝移植西方模式的压力。改革的真实历史，是在实践、认识、舆论和政策的互动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而又不出轨、翻车，最高决策集团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过程和历史。改革开放的彼岸或终极目标是邓小平在他的全部讲话中反复宣示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允许先富后富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在路径上，邓小平则认定必须改革开放，学习和借鉴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否则只能死路一条。但过去“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是中国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因此，在今天全球化过程中面对西方的权益优势和话语霸权，保存自己的民族思考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邓小平积自己20世纪的全部经验深知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性，他确信移植照搬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制模式，国家经济命脉落入私人家族手中，中国必乱，不仅会两极分化，现代化也肯定搞不成。因此，邓小平的路线就是现代化发展是第一要务，市场经济要大胆尝试运用，私有经济可以允许存在发展，无碍大局，民主建设要适应国情，循序渐进，半个世纪后条件具备了，也可以搞普选（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20页）。

回过来看，既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守旧倒退，又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全面移植拷贝，沦为别人的跟差，而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和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贯穿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的几乎所有重要历程都是在抵制这两方面的拉力和冲击中走过来的。探索这样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就是既承认现状的历史继承性与合理性，又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既肯定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中国革命的遗产，坚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弱势大众谋利益的旗帜，同时又与时俱进，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承认各类精英集团在任何制度安排中都会优先受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抑制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努力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强势和弱势群体都能在改革开放中不同程度上受益。这样，通过把馅饼做大和实践中的每一步成功来巩固改革的阵地，通过摸石头过河，试错探索，来认识和确定下一步前进的步骤，使中国人在实践中不断改变这个国家面貌的同时改变着自己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时间的积累和代际的交替，使拥护改革而不是走两个极端的人在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够胜出，使改革既不被守旧者阻挠，又不被激进的移植拷贝者所半道截持。这期间，尽管也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乃至痛苦、失望和彷徨，尽管有许多发展或伴生品并不符合不同的人有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意、价值判断和追求，但最终内外的观察者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现代化努力和民族的集体行动最成功的30年。因此，中国的改革路线，用邓小平自己的描述，就是既反左，又防右，但特别警惕左这样一条代表多数、不走极端的路线。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改革的特殊困难和困惑之处。革命成功了伟大，失败了壮烈，而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善和妥协。开放不能迷失自我，变革不能抛弃传统，学习模仿又不能抄袭而要自主创新。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就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和它积累变迁的意义而言。就其行进的每一步而言，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有妥协的前进，是在承认保护和转化既得利益的同时，发展新生增量的双轨推进。这样改革从来就饱受两翼的批评：它既有旧体制的残迹，又有新体制的幼稚；既有变革中的失序，又有妥协中的痛苦，就是没有站在传统或现代的道德高地上的批评者们自己不必兑现的乌托邦期许。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由于丧权辱国、贫困落后，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引领潮流以来，曾经创造了伟大历史文明的中国人最不习惯的变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但其实正因为如此，它在惊人的变革中避免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撕裂和对抗，打破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总是以悲剧结束的宿命，也走出了过去总是在理想的憧憬中以暴力和革命摧毁社会、从头再来的历史循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伟大成功之处和奥妙所在。

互动型创新与链锁式制度变迁

     改革既然是建设性的变革，就需要在全面开放和学习、借鉴别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明成果与经验的同时，进行适合国情和能利用本土资源的制度创新和机制设计。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梯级对外开放，农村中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创造（分田单干可以是传统回归，但保持集体所有框架下的家庭土地承包则是制度模式创新），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路径选择，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与国有资产出资人框架的构造，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创新，依靠这些以及其它的制度遗产，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奇迹的经济制度基础。

因此，仔细考察中国这30年的制度变迁，既不是完全自发诱导的，又不是单纯政府强制推行的，而是往往或先自下而上的实践试错（如家庭承包，企业承包、股票市场），或先自上而下的政策试错（如经济特区、财政分级包干、国有股减持与股权分置改革），或二者兼有（如价格改革放调结合、双轨推进、国企股份制），总之是在试错过程中，实践、认识、舆论（其中理论后来包括网络扮演着积极角色）和政策的互动形成一定的改革气候与共识，产生体制变革创新的冲动或推力，由此激发和引致链锁式制度变迁。这样人们看到，路径依赖的实践，依实践而发展的认识，受他律与自律约束的舆论，政府内部博弈产生的政策，几者之间微妙的交叉作用，发酵变化，制约着利益博弈和信息交流导致的整体理性和决策主导潮流的演变，并最终产生制度创新与社会变迁。这种非正式的互动型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制度和社会变化的真实轨迹。显然，这种非正式互动型沟通向效率更高的正式沟通制度的转变将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当一个新的30年在严峻的内外挑战中开启的时候，怎样再次聚集改革的势能和动力、产生和推动更广泛和深入的制度创新，决定了中国奇迹能否延续的命运。

（本文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