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的麻烦和中国的问题

正适改革开放30年之际，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导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使中国持续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临了一次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的金融风暴，起源于资本贪婪的不变本性和金融创新过度、制度设计缺陷和政府监管的盲区。它充分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和信用制度，已经远远不是人们过去习惯认为的基于个体自由选择的自发秩序，而是从人类创造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契约中生长和制造出来的一架精巧、复杂的机器。人们如果盲目崇拜自己的制造物，迷信这个人为设计和制造的市场会由逐利和避险动机自动平衡和解决问题，有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在实体经济中的外部性会导致一般所说的市场局部失灵或失败，而在错综复杂和高度相互依赖的金融信用体系中，更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则可能导致市场的整体休克和崩溃，而这一点是过去的教科书上完全空白的。显然，这是对崇尚无干预和无约束的自由竞争市场理念的巨大颠覆和重大修正。前沿的经济学家们现在需要去回答，在一般均衡架构的假定下，市场能够自动导致和谐的阿罗－迪布罗定理，在脱离金本位制以后，依赖现代人工操作的信用货币制度和金融创新体制是否还能继续成立。同时在另一方面，受到复杂利益结构制肘的政府干预，其成效和代价，也有待实践的考验。

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还是反映了在美国霸主地位走进弱势后，原本依靠美元中心地位、美国人借债消费的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新安排和组合，虽然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难以改变。相应的，美国人长期形成的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也会是一个不轻松的过程。但是，尽管由于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而躲过了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国，却由于全球实体经济进入衰退而受到极大的冲击，以至需要火速扩张政府开支和基础建设增加内需，以避免经济的急剧下滑，这种始料未及的状况确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本身的缺陷和脆弱性，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靠很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巨额顺差维持高速增长的隐患和不可持续性。这样，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中国下一步路径选择，就有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双重含义。

两种观点的应对及局限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甚至破产，中国开始扮演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这说明了北京共识的正确性和中国模式的生命力。21世纪是中国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过去中国也曾经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从容应对了。这次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一定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危机冲击过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可以长期持续。

另外一种似乎更主流一些的观点认为，在全球经济进入衰败、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启动扩大内需的政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扩大内需中一定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必须通过深化和大力推进改革来解决。许多人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因此这种观点的具体建议就是加速能源、资源的价格改革，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在垄断和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进市场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这种观点认为2003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可以称之为第三次改革思想大争论。这种观点一般反对《劳动合同法》对职工的保护和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主张恢复农民对其土地、房产的充分权利，最好是实行土地和农民宅基地的私有化，使农民的财产资本化，进行第三次土地革命，这样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这种观点同时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典型的如公民的权利保护和腐败问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的。因此进一步改革的另一个方向是全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等等。

不难看出，第一种观点显得有些过于乐观。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能简单比照历史就认为会自然延续。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国情的探索，并不存在固定或普遍共识的模式，同时这个探索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越过2000多美元的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就宣称自己今后就可以给别人当榜样甚或引领世界经济的潮流，少说也是太不谨慎了。

主张用更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观点从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创新的选择。就发展而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上到下已经谈了多年，老生长谈而成效有限说明这不仅仅是个某些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反映了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特点与约束，以及中国尚未找到这种转换和调整的枢纽。如果不大大拓宽视野，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问题恐怕还是难有大的起色。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引入了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而且是因为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和制度创新，否则欲速则不达，改革可能早已出轨。比如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性支柱。土地私有化或土地自由流转的主张者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随意动摇这个制度基石的含义和结果。简单一句相信农民的理性和智慧的高调，并不能勾销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后的严酷后果。又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国有出资人体系的创立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机制设计和创新之一，这里的创新远远没有完成，近年来还有停滞的趋势。但无意于这里的改革探索，主张国资的出路就是越退越好的人并不理解改革的路径依赖和社会大众心理，热情讴歌即使在西方也根本不是主流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同时又以精英主义的态度去对待社会大众的不满和反弹，甚至认为这就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结果反而是以极端激进的姿态客观上强化了极端保守观点的影响。实际上，俄罗斯近年来用部分的再国有化来扼制私人寡头的奢靡和张狂的情况说明，即使是用最激进的形式进行社会革命或改造，但实际上都最终不可能脱离一个民族的文化制约和社会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就政治改革而言，当城市居民具有明显的强势，而占人口优势的乡村人口，在政治上（没有自由迁涉权，选举权只有城市居民的几分之一）和经济上（在城市就业也不能享受居民的保障待遇）都受到制度歧视的情况下，政治改革显然也不是一个径情直遂的路径。 

特别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印有强烈的发展导向的烙印。国内外迄今对改革开放的认同和肯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就如在证券市场上，当股指爆涨时，人们热情讴歌股权分置改革，而股市大跌后，很多人就转而指责股改搞坏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严峻挑战，既是对中国能否跨过人均3000多美元现代化陷井的挑战，更是对中国改革的重大考验。因此，要理解中国改革的走向，不能不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关注那些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是否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四轮驱动的衰减和增长瓶颈

首先应当看到，外部的挑战暴露的是内部问题。因为前30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制度变迁本来并不是没有代价，也不会无限期地简单持续。世界经济变局的偶然和必然也好，中国社会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宿命也罢，中国确实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迎来了新的大变局：原先支撑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变化，许多条件已经改变甚至丧失，有些动力已经衰减甚或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关口不能不客观面对和冷静分析的。

首先，在1970年代末，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巨大的落差，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惊人的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已经急剧衰减。中外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对话和交流仍然重要，但已经失去了当初振聋发聩的启智作用；科学技术差距缩短了，潜在的竞争威胁使技术和市场封锁的砝码越来越重；资本输入的综合引进作用开始让位于资本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当年10％以下到2006年起就上升到65％以上，远超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2.4％）和日本（28.22％），今后只会下行而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多年来已经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摩擦的焦点，不可能继续增加和长期维系，外向型经济和外需拉动的格局改变已经不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触发的经济衰退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调整的紧迫性。开放对中国的作用从主要是受益，逐步转向双刃挑战，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其次，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渐进和增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这在转轨国家中并不多见。但中国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能源资源等相对垄断领域以及如粮食这样的基本必需品的国际国内双轨制价格的改革，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包括普遍民众能否承受国际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经济社会稳定问题。这些战略性商品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是完全直接接轨，还是只是政府调控下的间接接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是否彻底而是一个利弊的权衡问题。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乃至医疗、教育领域的竞争性改革，也是同样的困难和敏感。在涉及这些人们切身利益的价格和体制改革中，社会大众的分歧显著增加，对改革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大的国有经济部分，对经济稳定和防止两极分化与社会对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其腐败和低效率的弊病也同样明显。大规模地降低国家持股比重，是国资改革深化的要求，但证券市场上人们既得的利益结构却是强烈要求和希望国家资金能够增持更多的股份。更深刻的问题是，在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和法治基础薄弱的中国，如何能在避免国家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化的同时，解决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问题，仍然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在市场化还是产权激励的进一步明晰化方面，制度创新的难度在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衰减。

其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家庭均分土地承包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供给，逐步从增长的动力变为进一步增长的桎梏。一方面，小块土地的分割承包经营在经济和技术进步条件下明显的不合理性日益鲜明地显示出来，而青壮年劳动的流失加重了土地抛荒和农业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离乡不离土、移民不移家的二元经济制度的壁垒，阻滞了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使已经非农化的约1.5亿农民工更不用说其赡养人口不能自然融入城市化过程，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内需增量，并导致了多少积重难返的畸形化城市发展结构与利益结构。更为严重的是，在绝大多数农民自然融入城市的市民化还几乎没有起步的同时，由于城市和城郊土地的巨大商业价值，强势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工商资本包括开发商、城郊的集体和农民）的相互争夺，已经在迅速抬高城市化的成本，从而提前透支和急剧消耗今后长期增长的潜力。

其四，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竞争的利弊从来是有争议的。地方政府强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正效应，又有行政配置、扭曲市场功能的负效应。地方政府强势的财政经济性投入，很难避免追求政绩和GDP的浪费以及部分官员的寻租腐败行为，同时对民间资本又产生了挤出效应。改革前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表明，对政府投资来说，由于没有回报约束和市场纪律约束，投资饥渴是绝对的，只要放开财政预算或银行贷款限制，用以解决市场的需求不足制约也一定立竿见影。但如果长期依赖，则一定会导致回报低下、浪费严重和隐性与显性的通货膨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要求随着内需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地方政府从经济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地方的投资和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地方竞争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下降，显然不可扭转。

最后，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其高速增长本身，已经带来了若干基础原料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的巨大调整。作为一个人口等于目前G7即最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一倍的大国，沿续原有的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方式，即使想重复别人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不可能，更不用说，这种增长方式本身也使中国自己付出了资源、环境和健康的重大代价。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而这种转变本身，往往是困难和痛苦的，同时在很多情况下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从而增长的制约。

因此，怎样寻找和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发展的瓶颈，也走出东亚国家和地区历史上经济高速增长不出30年的周期，绝不是一个短期政策应对与技术问题，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制度创新的重大挑战。

（本文作者华生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小朋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张学军系华夏认证中心研究院院长，边勇壮系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作者均为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