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张静（记者）

危机暴露“过度依赖”

《新民周刊》：“经济危机”无疑是当下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与您经历过的中国前几轮经济周期调整相比，本次危机有何本质的不同？

华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有过几次低潮。第一次经济滑坡是在1980到1981年，经济增长率最低掉到了5.2%，一直到1982年才得以回升。第二次是在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掉到了4％上下，第三次是在1998年到1999年，低于8％，由此可见，经济本身有周期是正常的。改革开放30年虽然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一条直线，有起伏并不可怕。

但这次中国经济进入低谷，与前几次经济周期相比确实有质的不同。过去的经济滑坡往往与政策的主动调整有关，带有比较大的人为因素。比如第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大量的项目，投资热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在80年代初，计划经济占主导，物资、货币、财政不能平衡，于是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压投资、压支出。第二次是因为1988年价格闯关，造成宏观经济的压力，中央政策开始进行调整。第三次是由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高企，中央采取了全面的通货紧缩政策，造成经济增速下降。

我们去年宏观调控的力度，现在回过头来当然可以检讨：由于没有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力度是不是过大了一些。但公正地讲，美国金融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连美国人自己和欧洲国家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应该预见到，恐怕并不客观。这次经济滑坡主要受外部经济影响比较大，世界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的周期产生了共振。这次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出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以及与世界经济的紧密度。

从危机来说，美国这次来势凶猛。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也不是突然的。美国的冲突主要是集中在金融企业，而中国金融企业受影响比较少，我们主要集中在工业企业、外向型企业，体现在实体经济上。这种情况出现和产生，里面本身就有很多值得分析的东西。他们的金融危机，怎么会表现到我们的实体经济上来？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直稳定增长，投资需求在宏观调控的抑制下适度放低了一些，但增速并没有下降，为什么我们会出问题呢？这次危机比较明显地暴露出中国经济对于外需的过度依赖。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不过是28%左右，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外依存度比日本还要高一倍多，在前几年就达到了66%。

《新民周刊》：在中国，这次经济危机与前几次经济周期调整相比，外在的表现形式有哪些不同？

华生：既然是经济周期，都有一些类似的表象，但这次和以往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以房地产为例。我们知道过去很多烂尾楼都是1993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遗留问题。当时政策性因素与市场的狂热炒作交织在一起，全国资金都跑到海南、北海去炒楼，体现出强烈的投机性。泡沫非常明显，基本上脱离了经济的基本面，而且集中在少数地方。

而这一次全国性的房地产热潮，在初期和中期，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在我们国家城市化加快、人民币升值、外部资金看好中国资产价值不断涌入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基础上，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由于大家对未来各方面的预期都很好，在高峰期产生了投机、泡沫，然后在经济预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高房价支撑不住发生调整，这是一个房地产发展的正常过程，调整也比以往要健康得多。

再从企业倒闭和职工失业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发生滑坡，最大的困难集中在国营企业。而这一次经济收缩，虽然不排除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等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需求的萎缩，首当其冲的是外向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来自广东、浙江等出口型企业的调查显示，主要问题不是做一单有没有利润，而是根本没订单了。

《新民周刊》：不仅美国民众，包括很多中国民众也表示天天听闻经济危机，但没觉得对生活有多大影响。从目前看，经济危机对心理层面的冲击是否大过实际情况？

华生：这一现象与这次危机的特点有关系。在美国，最受冲击的是金融企业。老牌投行都破产了，情况非常严重。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大量注资救市，正是担心金融危机扩散后传导到实体经济，造成全国老百姓都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所以在这个阶段，普通市民感觉不那么深，不意味着没有危机，或者危机不严重。如果这一步堵不住，连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也破产倒闭，被波及的人就会很多。

在中国，当外部需求下降以后，是工业企业首当其冲，企业家感觉最明显，农民工的压力最集中。除了外向型企业，大宗商品的价格继续下跌，资源类企业日子都很难过，影响到包括国企，都开始在四季度出现亏损。而房地产正好到了一个高点。在往下走的过程中，房地产企业也都很难受。而没有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就业的城市居民，他们确实对经济危机的感受不会很深，尚处于避风港中。尤其是在节日期间，商场照样人满为患、饭店门口依然排长队，这是2008年中国经济仍然还在高速增长阶段的惯性使然。如果真正进入了低增长阶段，原来在高速成长下需求的旺盛、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正常的预期发生改变的时候，大家就会体会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了。

中国凭什么打破周期？

《新民周刊》：“冬天有多长”，这可能是当前经济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美国经济将在明年上半年出现转机，欧盟经济则将在明年的下半年回暖，而中国会出现两年的慢速增长期，到2010年后才会出现回暖。而中国人大经济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可能会出现“W”型的周期调整模式。即：2009年经济下行，会引发中国经济的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2010年经济的轻度上行。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下行的内在通道和趋势因为这种短期的刺激政策而改变，它会导致2010年以后经济继续探底。他们判断经济周期乐观的话是要5年左右。您的观点是什么?

华生：由于我们这次危机主要来源于外部需求的萎缩，这次危机的特点决定，外部情况显然对我们的经济周期有重大的影响。而外部周期，首先取决于美国经济。

我们希望最好的情况是奥巴马没有辜负美国民众的希望，措施相对都比较得当，美国经济能够在今年年底企稳，这将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带来极为有利的环境。

这次美国政府救市行动采取得早而快，这也是希望所在。但悲观的地方是，政府是不是就比市场高明很多？大家还有怀疑。如果政府救市的力度不够，或者处理不当、对危机的认识不深刻，金融危机开始了第二波，政府最后能不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不惜代价地救援？如果不能，世界经济的衰退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会像1933年的大萧条那样，经济危机还有第二波，而且第二波的冲击比第一波更严重。那我们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假如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第二波危机，但是搞得弹尽粮绝，气息奄奄，把急性病治成了慢性病，后果可能是美元贬值与恶性通货膨胀，这将更为棘手。

由于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着这三大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就做判断还早了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明确说中国的经济周期会怎么样，都稍微轻率了一点。

其次，中国经济周期如何，也确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是否得力。

我曾经说过，如果美国的次贷危机是2007年10月爆发，中国抽到的就是上签。那时候我们刚要开始紧缩政策，危机来了，我们不用紧缩，通胀的压力也消失了。在2008年10月爆发，中国抽到的是中签。如果是2009或者2010年的10月爆发，那我们就会很被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外部局面还不是最坏的。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很大，而且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自己余地就很大。因此内部情况怎样，是决定我们经济走势的根本性的因素。

《新民周刊》：现在中央已经提出一些宏观调控措施，4万亿投资计划鼓舞人心。您认为2009年“保八”的任务能不能完成？

华生：从绝对意义上讲，要想保肯定能保得住，关键看你花多大的代价，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权衡成本和收益。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肯定会对经济产生相当的作用。但如果不惜代价，以后怎么办？是短期的经济指标最重要？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最重要？

我认为把中国经济的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会比较好。

大家对30年高增长习惯了，觉得这个危机无论一年还是两年，撑过去以后，一切还会恢复正常，但是这种想法恐怕会有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成长了30年，这个在世界经济中很为罕见。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都有这样一个时期，但这个阶段20多年也就到头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基本上这10年的发展是停滞的。雅加达比10年前更为衰败。因此中国确实是面临一个艰巨的挑战。中国接下来还有没有高增长？中国凭什么能够打破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周期？凭什么经济在高速增长30年后，还能够继续保持10年、20年？

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自然而然的。中国要打破东亚国家、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周期，需要付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这样的思想准备好像大家基本上还没有。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关键的挑战，不是2009年保不保八。过去30年证明了有点波动不可怕，关乎今后福祉的是，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新民周刊》：政府要像以往那样凭政策拉动经济是否比较难？

华生：是这样的。从成因就可以看出，过去的经济周期往往是“政府的手”造成的，但这次的危机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的程度今非昔比。国际化、市场化本身，给国家、经济带来那么大的活力，某种意义上也是意味着政府控制能力的下降。从国有商业银行此次惜贷行为就可以看出。要是在过去，中央说了可以放开信贷，贷款马上都出去了，但大部分将来都会变成坏账。而这次不一样了。因为行长责任制开始起作用，银行上市有业绩压力了，不能再盲目放贷，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次改革的成果，表示约束机制随着我们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开始建立。各个经济主体都在自己作判断，这是一种进步，我们要的是有效率的增长。而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不完全是政府的意志能够产生作用的。否则只要政府投入资源就可以了。

内需不足，“城市化”对症下药

《新民周刊》：您曾提出“增量渐进式改革”的观点。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否就启动了新的30年经济增长的引擎？

华生：我认为其他的措施都是零打碎敲、短期的。要在千千万万的矛盾中抓住最关键的问题。之所以说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还在初期。我们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不到28%，严重低于全世界平均50％的城市化率，这是多年来国内消费难以拉动的基本原因。

这次危机正好暴露了我们内需不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严重依赖外需。而城市化对解决内需不足、贫富差距问题，正好是对症下药。

《新民周刊》：据悉重庆、浙江等地探索的“宅基地换住房”以及“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等农民进城机制已引起中央高层关注，您怎么看？城市化的概念比较宽泛，具体该如何入手？怎么解决可能带来的失地游民、土地兼并等问题？

华生：城市化的发展确实不能够一蹴而就，不能盲目城市化。我认为应该从农民工入手，实行农民工的市民制，而不是要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在农村种地的农民简单地城市化。提农民工的城市化比泛泛地提城市化更准确。

现在农民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主体，在城市已经找到了工作，有的已经打了5年、10年工，现在只需要承认他们的市民身份，启动这一进程。

市民身份的后面是社会保障。根据统计，全国有1.5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总人数超过3亿。我们现在建的房子没有把他们纳入消费主体。如果农民工市民化了，必须有大量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适用房的面积要降低。即使一年先解决2000万户住房问题，仅在房屋建设上每年所拉动的需求将是惊人的，更不用说还需要更大量的社会公共设施、教育卫生等服务的巨大需求。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规模经营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民进城以后，土地才能大量供应，房地产价格才能下降。因为一户农民在农村占用的宅基地，要比一户市民占的地大几倍。当农民工都能在城市安居的时候，房价能高吗？现在我们是倒过来，农民工在城里没房子住，寄点钱到农村去盖房子。又不回去住，造成巨大的浪费。而农村的土地释放不出来，城市的土地就不敢放出来，人为地造成土地的稀缺和房价高企。

《新民周刊》：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特别提出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幅调整将在2009年全面爆发，房价会由数量调整走向价格调整。这一调整会不会加速经济的下行？

华生：从调控的效果看，房产价格的泡沫并没有像股市泡沫那样消散。现在为了刺激内需，需要振兴房地产市场。但是振兴房地产行业不是振兴房地产高高在上的价格。这两个要分开来。就像振兴股市不是要硬守在6000点。

房地产商是希望撑住这一段不卖。高价格才有厚利润，谁都不愿意缩水，更不愿意像股民那样割肉。但泡沫是守不住的。房地产要发展，房价必须降。守住高价格就没有成交量，没有成交量房地产市场就会萧条。政府调控的思路要调整过来。经济下滑，跟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活跃不活跃，兴旺不兴旺有关系。只有房价降下来、交易启动了，房地产建设不断开工，房地产市场才能振兴，才能拉动上下游的发展。另外必须从根本上入手，启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大量供应土地。

《新民周刊》：在4万亿投资中，拉动民间投资是重要的一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温州游资到温州本土制造业，对国内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关注度开始提升。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状是，由于不确定性是这个阶段的主题，手握现金的民间资本目前投资愿望并不强烈，基本在休整、观望。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华生：这一点一方面反映了民间资本因为风险自负，在投资方面更加谨慎。如果国家启动如农民工市民制这样等级的大规划，这个需求本身就是以几十万亿来计量的，而且没有不确定性，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此各个行业信心自然就会上升，自然都会从中寻找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