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很清楚，就是外需的萎缩和内需不足。我们现在的对外依存度是美国的3倍，是日本的2倍多,这种情况显然不可持续。应当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到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如果再过1、2年才来的话，那么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2009行动纲领，因此我们要讨论一些对于国家来说是真正能够立即行动的，而且对今后30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选择，其中最大的就是启动经济的4万亿投资。这恐怕还是短期对策。有人提出应当减税，实际上这几年国家已经在减了，如企业所得税过去是33%，现在到了25%，还在开始一系列的退税。应当看到，用财政赤字的办法来减税，美国人做过，应该说里面的教训也不少，对于美元的地位现在也有动摇。对中国来说，在目前经济财政收入都下降很快的情况下，估计这里面的余地也是有限的。

有人提出，应当开放垄断性、服务性领域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作为我们09年乃至今后很多年的行动纲领恐怕也是不足的。这里面的道理很多，比如说石油领域我们希望加大竞争性，如果你在西方看一看，那么寡头竞争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格局，走遍一个国家，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加油站也就是那么2、3个品牌，所以不会对我们的根本情况有改变。那么，私人银行、私人医院政策的开放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把希望放在这上面，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把钱存入私人银行，或者是到私人医院看病，你会觉得拿这个解决我们今后30年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恐怕是有困难的。

从现在来看，选择是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那么多。有人提出振兴股市来振兴经济，恐怕并不正确。我们股市的泡沫已经退去了，虚胖已经散去了，现在需要休养生息，而不是用恶补的办法来刺激。我们的房地产市场跟股市一样，泡沫还没有完全褪去。所以，我们要振兴房地产市场，并不等于去人为支撑那个高高在上的房价。

我们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到农村去看一下，农民本来就是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要通过农村的需求的扩大来解决我们的内需问题，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刚才我特别高兴地听到陈锡文谈到了关于农民在城市能够长期居留下来的问题，当年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我就提出过一个建议，我说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做了，但这好像不是解决我们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道路。我们从建国开始的时候农民是5亿，我们当时讲6亿人口5亿农民，现在我们的农村户籍人口是9.4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

土地流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在现在这个状况下，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我们可以看到当农民工回去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了。至于现在在城郊一些试验区进行的土地流转，我非常理解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非常大的积极性，但是对于郊区土地价值的追求，恐怕还不能解决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的农民并不是生活在郊区的。

所以，面对着这个众多的选择，挑战是很明确的，所以关键是找到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而且是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像土地承包的制度一样，最初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接下来是迅速的转型，农民开始够兴办自己的企业，开始雇工经营。从农民能够脱离土地开始，然后他们进入了城市，冲击了我们整个僵化的国有体制，才带来了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包括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那么，现在需要的，我觉得对于09年的行动纲领，对于下一个经济增长的30年，我们需要寻找像这样一种能够给我们提供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国家面貌的、大的制度变革。

我觉得这个变革实际上最主要的跟我们的内需不足相关联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城市的1亿多，将近2亿的农民工，还不算他们的家属，他们怎么成为市民的问题。我们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尽管我们形式上的统计，我们城市化是45%左右，偏离世界总体水平50%多不是很远，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城市户籍化率只有不到28%，这是我们城乡之间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这么大的原因。今天是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实际上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的问题，它体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农民工是农民当中的先驱，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找到了工作。随着新年过后，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农民工的主体，对于新世纪做出主要贡献的农民工的主体主要是80后，他们已不太可能再返回土地务农。我们现在城市的户籍人口是3.7亿，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以及部分的家属，就是2亿多。对于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安全这种影响、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要解决目前的内需问题，我觉得是应该从农民工的市民化开始，这才是我们解决内需问题的根本之道。因为如果要逐步地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那么我们每年要建的房子就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套，而是上千万套的兴建。相应地，带来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包括公共服务，是惊人的。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改革，关于医疗卫生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都是跟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紧密相关的。这个现代化的核心起步了，我们这些方面的社会化改革，都会全面地被带动起来。而这些方面所需要拉动的内需，远远不是几万亿，而是几十万亿。因此，它可以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为中国提供持续的发展和增长的动力。

而且，抓住了农民工和家属的市民化的融合，城乡统筹才能够开展。就像今天有的嘉宾提到的，当农民从农村里面真正地退出来了，他和他的家属全家都移居出来的时候，能够在城市里面安居的时候，农村的土地才会空出来。实际上，农村人口的非农用地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占用地，这就大规模的增加了城市用地供给。同时，按照我们的国情，保障性住房的标准要大大降低，不能很高，而且需要给农民工提供大量的职业培训。

我想09年我们宏观刺激的主要方向，应该把国家的钱大量地使用到这个方面上来，对于那些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应该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和就业培训，实际上中国不是没有内需，而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启动。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人身依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30年要能够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就要进一步解除对于农民，首先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身份歧视，给他们平等的公民待遇，平等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包括他们的子女，实现公民权利的均等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为2009年，以及后30年提供持续增长的动力。应当指出，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制，不仅是经济改革，也是社会改革，同时也是政治改革。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