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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预期与股市阴晴
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8月3日
《21世纪》:今年以来,股市不断走高。股市的回升究竟是基本面回暖的反映,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华生:客观地说,应该是两方面因素的综合。股市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本面的好转,不能单纯归结为货币现象。去年11月份,整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长期的L型的发展趋势,最好的说法也是一个U型,还有很多人认为第二次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中国,外部需求下降,几千万农民工下岗,工厂歇业,大家自然不可能很乐观。
今年以来,经济发展趋势渐趋明朗,各国先后出台了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止住了金融系统性的崩溃,也止住了经济继续下滑的势头。应该说,和去年年底相比,现在的经济前景更加乐观、确定和明朗,出现第二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对经济基本面的好转做出了反应。
当然,不能否认,在目前商品市场需求仍然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比较容易流入资产市场,所以资产价格,特别是股市、楼市价格有了很大的回升,股市的上涨也存在一定的货币现象。
所以,从总体来看,现在股市的火爆,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1世纪》:那么您认为支撑此轮股市上涨的因素是否可以持续?
   华生: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有联系,但并不是同步的。证券市场就像钟摆,实体经济相当于是轴心,钟摆总是围绕着轴心摇摆,它不能长期和过大偏离实体经济的方向和基本面,但在短期之内可以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和偏离。在目前的情况下,实体经济有回暖的迹象,但是从全球来看,经济增长尚未出现,基本上还处在衰退当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加快,但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好转。实体经济给出了积极的信号,所以股市做出了超前的反应;但这种超前能否持续,还取决于实体经济复苏的信号将来能否兑现,如果不能,股市还是会落下去。
《21世纪》:7月份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相继重启了IPO、推进了创业板市场,这对于股票市场的供需结构和价格会产生哪些影响?在当前时机下,资本市场需进行哪些改革与调整,防范泡沫风险?
华生:中国的新股发行停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过去的新股发行基本上采取的是行政定价制度,所以新股上市首日价格会涨好几倍,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应该说,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借助IPO重启、新股发行制度推进一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改革是分步走的,并没有一步到位。
我们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发行定价的市场化,二是发行节奏本身的市场化。这次改革只改了前一半,即定价的市场化,当然并没有完全取消行政指导,而只是放宽了窗口指导。但从目前企业上市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由机构认购者自己报价,这些价格也是比较公允的,股票价格的行政指导色采已经明显淡化。当然我们依然看到很多股票的发行市盈率变得比较高,原因就在于二级市场的价格高,发行价格也就随行就市。
但现在,对于新股的炒作仍然非常厉害,最有代表性的是成渝高速,高速公路股票市场上都有,这支新股为什么会比其它的价格高出那么多?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势力和投机文化还非常浓厚。但这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过渡过程,因为大家有过去新股炒作赚钱的记忆。在证券市场上,赚钱、赔钱才是最好的老师,投资者总要汲取这些教训才能逐渐理性起来。
    发行体制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发行节奏本身的市场化,即企业的上市不是由行政部门审批决定,而是只要确立一个标准,够条件就上。我认为这才是根本性的改革。前几个月的股市上涨,很多人说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但我认为那只是大环境的原因,货币政策并不只是针对股市的,而是针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同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泡沫,却在股市出现了泡沫呢?这和中国股市自身的情况密切有关。上市审批的垄断是造成目前股市估值偏高、炒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这就好比在菜市场卖菜,来了100多人,却只让十几个人进场,其他人则被关在门外排队,只让这几个人卖,菜价肯定高。我们的股市也是如此,外面关了很多企业,只准场内的卖,在这种情况下,供求必然是不平衡的,它有如下的危害:
    第一,少数上市企业圈到了钱,特别是价格市场化改革之后,一级市场的价格随着二级市场水涨船高,原来可以募集到20倍市盈率资金的,现在有可能募集到50倍。能够幸运上市的企业和相关个人一夜暴富,顿时财大气粗。这就扭曲了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行为,上市成为行政分配的一种特殊资源,上市的企业可以高价募资,这对于非上市企业是一种严重的歧视和不公。
第二,增大了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进场的股票少,定价自然特别高。我们都知道,巴菲特花了一块多钱的价格在香港买了中石油,同样的股票,我们在A股市场却要花上十几块钱。这是因为,除了发行时间不同之外,中石油在香港的发行量大致是在国内的十倍,发行量大了价格自然就便宜,更不用说外面还排着那么多没能进入A股市场的企业。物以稀为贵,供给太少,导致中国投资者购买的股票都非常贵,因而风险就大。
第三,这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非常不利。中央决策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在积极酝酿推出国际版。但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在你这里上市的企业,至少有小一半是外国企业,现在我们不过是中国人自己圈自己的钱,倘若开放了资本市场,在发行制度又没有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国外的企业谁不愿意到中国A股市场上来卖个高一倍的价钱呢?就相当于是中国人给世界做贡献了,最后要付代价的还是中国的投资人。
    所以,倘若只对定价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不推进发行制度本身的改革,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半调子的改革,行为往往还是扭曲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
《21世纪》:如何评估当前股市的资产泡沫风险?和2007年的股市泡沫相比,此轮股市上涨是否会再度给居民带来财富效应?这对于居民的消费、投资以及整体物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华生:中国股市的估值已经偏高,现在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泡沫已经从结构性向全局性演变,发展下去可能会重蹈2007年的覆辙。所以,市场需要更理性的行为,如果有一轮比较坚实的调整,反而是好事。待经济进一步明朗化之后,才会有长期的后劲。和2007年相比,现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经济基本面不同。2007年经济基本面要比现在好得多,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当时是一片乐观的情绪。而今天,世界经济尚未走出衰退,中国经济虽在恢复,但面临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自身基础也尚不牢固。 

二是政策基调不同。2007年总体的政策基调是防过热,现在则是刺激经济,这也一度被很多人拿来当作一个炒作借口。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全面的分析:一方面,中央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确实是有利的,证券市场稳定、活跃,有助于恢复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也有助于经济的复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懂这个政策,中央的政策是希望股市平稳、活跃,对整体经济复苏进行配合,但并不是希望股市过度火爆和炒作。这里也有两层原因:一是货币政策的大方向是希望货币流入实体经济,但股市过度炒作造成短期不正常的财富效应,会吸引资金从各个角落由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反而偏离了政策的大方向,反过来会伤害实体经济的复苏;二是泡沫吹到最后总要破灭,破灭的时候,担责任、捱骂的对象永远是政府,所以政府并不愿意看到股市的大起大落,而是更希望市场能够平稳、长久地发展。综合上述来看,我个人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股市上升的空间非常有限,过度炒作的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21世纪》:下半年股市的走势将如何?宏观政策是否会根据股市的走向进行调整?

华生: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是着眼于整体经济的,股市只是其中一个并不首要的因素。从证券市场本身看,实际上,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微调的步子一点也不比楼市小。现在新股接二连三地上市,也是为了抑制股市过热。此轮重启IPO的时候,政府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先出一两个小盘股,看看市场的接受程度,市场反应好,再出中、大盘股,通过增加供给来平抑股市过快的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是吸取了2007年的经验教训的,当时先大起后大落,结果大家都受伤,政府也很被动。
而且,今年是全流通的关键一年,大部分股票都要在今年转化为全流通股,供求变化在短期内还看不出来,但过一个阶段一定会显现出来,它也会抑制市场价格上涨的步伐。所以,实际上,现在的股市政策也已经在微调,而且力度并不小,量变积累质变,市场调整随时会发生。
现在,宏观经济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出现的V型反转,基础确实不牢固。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快就反转了。V型的底太尖,根基就不牢,越是V型越有可能出现下一次的W型,因此,对总体经济而言,越是V型越要警惕。宽松的货币政策肯定有收紧的时候,而事实上,现在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但微调已经开始了,比如定向发行央票,回收一部分流动性。一旦经济复苏的态势明朗化,货币政策的收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盲目地鼓吹3000多点不高,6000点也可以达到,我认为是很大的误导。

《21世纪》:做空机制的缺乏,是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之一。目前股指期货的推出正在酝酿。如何把握做空机制和股指期货的顺序与时机?在当前的单边看涨趋势下,资本市场需进行哪些改革与调整,防范泡沫风险?

华生:在最基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推出做空机制比较难。改革的节奏应当是让风险逐步加大,让大家对新的品种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想推进做空机制,那么也应该是先发行备兑权证,从风险上看,备兑权证比股指期货要小得多。比如我买一个看空权证,输到最后最多也就是投入的钱全没了;期货则不一样,它输的可不止是保证金,它要追溯投资者的全部财产,最后是有可能把投资者的房子、家当都赔上的。所以,改革应当循序渐进,先学走路,再学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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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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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积极推动者。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因与同伴首次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成名。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建立政资分离的国有出资人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国家按出资分享收益,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推动其后在全国的试点和国资局的设立。1998年2月,华生留学回国后率先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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