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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的问题和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从根本上说都是要靠改革。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作为亲历者深深感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通过从三十多年前还是人均收入只有一两百美元、在第三世界也是非常贫穷的国家,到现在能够在世界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中国人走到什么地方都受到别人刮目相看,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改革的成果也是可以丧失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十七大的时候,中央报告里面就提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改革开放的成果更不是一劳永逸。所以,在新的情况下面对着新的压力,怎么将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

至于国资国企改革,这三十多年来从最初开始国营企业就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探索,总起来说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摸索。一端是认为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原有的政治环境下管理,在那个框架下完全可以搞好,那就是在原来的这个体制里面做一些修补就可以;另外一端,是说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前途,应该全盘私有化。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真实历程是在这两极当中进行探索,我们想追求更加公平、贫富差距比较小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怎么跟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我们过去这三十多年真实的探索历程。直到最近,中央还刚刚出台了关于国企改革新的文件,这本身也说明这个探索还在过程中,仍然没有完成。同时不言而喻,国资国企的改革对中国经济能否走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困境,它又异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占了我们的半壁江山,而且关键性领域都多少是国有企业在控制。那么国资国企怎么改,能不能改好,就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目前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把一些国企进行合并、进行整合,这也是必要的,在资本市场上可能是炒作的题材,但是如果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个不能算改革。我们知道在前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组合也有过多种尝试,包括将大型国企组建为规模巨大的托拉斯,这种做法非常多,但并没有改变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就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中大型企业大到不能倒,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造成了重大的问题。所以怎么探索国资国企改革的道路确实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个题目我参加研究得比较早,正好是三十年前,1985年当时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出路》,其中谈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重新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的企业微观基础,报告中提出就国企改国企是很难有出路的。因为企业不是最基本的元素,一个企业是由不同的生产要素组成的。因此,当时就提出来要建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要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制度,不是死守住国企阵地这个外壳。国有经济并不等同于国有企业,只有跳出国企来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地有所突破。

从今天来看,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重要的方向选择,就是我们下一步国企国资改革究竟往什么方向走?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要回答我们究竟是走政企分开的道路还是走政企合一的道路。包括最近的一些讨论我们都看出来,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存在,甚至在同一个文章里面、同一个文件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思路的不同表达。我讲我们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是可以的(当然不同路走下去的结果会不同),但是你不能选择自相矛盾的两个方向的路,这个路是没法走的。

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一方面在文件中强调的是坚持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在实践中做的是政企合一,党政企不分。确实,在国家控股的国有企业中怎么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这是我们迄今并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研究,我觉得也很难解决。因为国家拥有的国有企业就是通过政府来管理的。国家是个很空洞的概念,你必须通过政府来管理,或者政府设立的机构来管理。那么,当国家完全控股的企业搞政企分开,怎么分?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出好的办法来。我们改革了三十多年,之所以还在这里继续谈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政企分开,或者政企合一,或者叫党、政、企合一,在这两个方向上来回徘徊、动摇、摇摆,这是我们国企改革不能深入的根本原因。

中央最新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文件,提出了以管资本为主来作为改革的方向,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非常好,而且是非常大的突破,真正能够坚持以管资本来主推动我们的国资国企改革,这个路就可以走出来。因为在资本形态上确实可以实现我们所希望追求的效率和公平,实现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但是以管资本为主跟我们目前国企的状态以及我们目前国有企业管理的状态都有非常大的距离。因为以管资本为主跟我们至今为止所习惯的以管人为主、管干部为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如果坚持以管人为主和管干部为主,那就不可能以管资本为主。因为你如果是以管人为主的时候,他一定不是按照以管资本为主来做的,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既当老板又要当“婆婆”,什么都要当,因为你管人嘛。但是直到今天,所有国企跟国资部门的现实全是以管人为主的,所以怎样实现从以管人为主、管干部为主,真正转到以管资本为主呢,我觉得这是我们重大的挑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大家,包括领导们都要去回答的,否则光光文件上一个空的口号,那最后可能就会落空。

以管资本为主,那就意味着国家对一个企业,至少是代表着政府的那一个部门不要以绝对控股为主,他才能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因为如果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而且是由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去代表的,那这时候不可能是以管资本为主,他一定是把企业从头到脚全部管起来了,而且是以管人为主。真以管资本为主,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提法恐怕都要改变,十八界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严格地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没有国有资产这个概念。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即使是像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这样的大企业都已经吸收了大量个人参股以及其他多种经济成分,但这样的资产已经不是国有资产,是所有出资人的资产。管国有资产已经不能管到那上面去了。因为那个资产不是叫国有资产,而是国有参股,或者是国有控股、国有资本在其中有权益的法人资产,这个概念是需要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也就需要更名,根据以管资本为主的思路要更名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因为现在除了部分国有独资企业是国有资产外,所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不论参股控股到什么程度,它的资产都不是国有资产。就好像有私人参股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企业,不能说那个企业的资产是私人的资产,因为它只是混合所有制法人的资产。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这个概念,除了将来少数的在公益性和一些特殊领域需要国有独资企业以外,都不能称之为国有企业。因为既然有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在里面,这个企业就不能叫国有企业。所以这样一些观念都要改变。

在国有资本这个形态上,我们就看到,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上,其他国家的一些国有主权的基金应该说也运转得非常好,也没有遇到什么挑战,或者是对它的封锁。所以在资本形态上,对于中国的各类资本,包括国有资本“走出去”,对于打破别人对我们的封锁,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恐怕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虽然说了以管资本为主,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思想是不是转到以管资本为主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回答的是走政企分开的道路还是走政企合一的道路,是以管资本为主还是以管人、管干部为主,我觉得这是国企国资改革最根本的一个挑战。而我们能不能够成功的回答这个挑战,关系到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关系到我们的经济能不能够渡过目前这样一个有可能是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的时期。

所以我觉得国企国资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现在确实是到了一个选择方向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把所有企业都私有化,不是那个意思。我以前就讲过,如果是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今天能变成私人家族所有的话,中国社会现在会更加混乱,贫富差距会更大,贪腐会更加严重,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坚持过去那一套党政管理体制,党政工团所有机构都搬到企业里面,这样的国企肯定搞不好、搞不活,也不可能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恐怕需要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国资国企改革究竟是走以管资本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管人、管干部为主的道路。 

注:本文是20151113日深圳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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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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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积极推动者。1984年9月在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因与同伴首次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成名。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建立政资分离的国有出资人体系,竞聘企业经理人,国家按出资分享收益,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方案,并推动其后在全国的试点和国资局的设立。1998年2月,华生留学回国后率先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认为中国股市需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并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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